哥林多後書裡的修辭解讀 初探保羅的「苦難經驗清單」

 

張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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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哥林多後書可以說是使徒保羅一封情理兼備的書信,「情」者,因為作者在字裡行間洋溢著他對自己一手建立的教會和信徒的情懷,並透過其愛之深和責之切的用語,充分表明他使徒的心跡和事奉的熱忱;「理」者,因為保羅在為其使徒權柄和職分辯護的同時,提出神的工人應有的事奉生命、品格與素質。當中,他列舉許多個人在事奉經歷上的得失和感受,來鋪陳自己的理據和論點,這樣做不但用以駁斥那些在哥林多教會裡假使徒的攻擊,而且也可身體力行去見證上帝的大能如何能活現於軟弱的人身上。

然而,哥林多後書裡有兩方面的特徵藉得我們留意。其一保羅在信中多次以表列或清單的形式(catalogs or lists)提及自己在事奉上不同的苦難經驗(affliction or hardship experiences),這種結構重複但內容不同的寫作方式,究竟所為何事?它們與保羅整封信的脈絡又有何關係?其二,保羅書寫哥林多後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申辯自己的使徒身分,因此照理當中應不乏當代社會常用的勸說爭辯之修辭技巧。那麼,以上提及的「苦難經驗清單」[1] 又與保羅在這封信裡的修辭內容與方法有何關係?這種從修辭學的角度來詮釋聖經是否更能幫助讀者領略保羅在哥林多後書裡的思路和信息?

為了解答以上的疑問,筆者首先會逐一分析哥林多後書裡「苦難經驗清單」的經文,繼而探討它們與上下文及整卷書之間的關係。接著,我們嘗試從聖經修辭學的向度來討論保羅所面對的修辭處境,及檢視哥林多後書的修辭結構,以便進一步掌握保羅的「苦難經驗」之修辭功能與意義。

 

2.  保羅的「苦難經驗清單」

在哥林多後書裡,保羅先後在四段重要的經文(4:8-9; 6:4-10; 11:23-29; 12:10)表列了他自己的「苦難經驗」。[2] 但是,為了更詳細掌握保羅實際面對的苦,有兩段經文是不可忽略的,即他在亞西亞所遭受的患難(1:8-9),以及他身上的那一根刺(12:7)。因此,這篇文章會集中討論以上六段關乎保羅在事奉中的「苦難經驗」。

 

2.1. 個別經文的分析

在研究「苦難經驗清單」的個別經文以前,筆者打算先處理當中「第一人稱結構」(first person constructions)的問題,因為保羅在前三段經文(林後1:8-9; 4:8-9; 6:4-10)及其上下文是用第一人稱複數(plural),而在後三段(11:23-29; 12:7, 10)則採用第一人稱單數(singular)。對於保羅以第一人稱單數「我」來描述其親身經歷,筆者相信不會構成任何疑問。然而,當他用第一人稱複數「我們」的時候,其中所指涉的範圍就可根據希臘文文法有多個可能性。[3] 那麼「我們」會否包括身為聯署作(co-author)的提摩太呢?儘管他的名字曾被放在寄信人的位置上(1:1),但他應該不算是其中一位作者,因為在一封為個人使徒身份辯護的信函之中,提摩太只是一個「弟兄」(o` avdelfo,j)而已(1:1)。而他在信中比較顯著的身份,可能是基於保羅想強調並確立提摩太在哥林多教會面前傳道的重要身份與使命(1:19)[4]

另外,保羅以第一人稱複數「我們」來表列其個人親嘗過的苦難經驗,筆者相信是基於文學或編輯上的考慮,這正好和當時希羅時代的慣常用法相近。[5] 雖然保羅在哥林多後書裡間歇都會轉變第一人稱的數量,以便帶出自己或與其他人的情況,但是「苦難經驗清單」裡的複數「我們」應該是指保羅自己,或是其所代表的使徒職務,因此當中的「第一人稱複數」可說是文學或書信形式的複數(literary or epistolary plural),亦即可簡單翻譯為「我」。[6] 當然,在文法上留意內容的上文下理永遠是關鍵的所在。

 

2.1.1. 林後1:8-9

這段經文是保羅首次在哥林多後書裡描述個人的苦難經驗,他提到自己以前在亞西亞所遭遇的苦難(qli,yewj),雖然他沒有清楚交代事發的經過和苦難的實況,但是卻描繪出他個人對這苦難深刻的感受,包括「被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自己心裡也斷定是必死的」。這一連串的語句雖然看似贅述(pleonasm),但卻可以活現保羅當時真實面對患難時的心情。[7] 再者,基於他對苦難有這樣親身的體驗,他更清楚人的限制,唯有仰賴那叫死人復活的上帝才是最可靠的出路。因為保羅過去曾看到上帝的拯救(1:10),現今又常蒙父上帝賜予各樣安慰(1:3-7),所以他更有信心和盼望去迎戰哥林多教會當下對他的攻擊。藉得注意的是,當保羅日後在馬其頓等候兄弟提多從哥林多帶來的消息之際,他身心都不得安寧,反而處處遭受「外有爭戰、內有懼怕」似的患難(2:13; 7:5)。直到他後來終於與提多相遇,就更能體會苦難的盡頭往往有上帝的安慰,並且確認昔日對上帝的信靠不是徒然的(7:6-7)

 

2.1.2. 林後4:8-9

保羅在這段經文中列舉了四組對偶句(antitheses)來闡釋其苦難經驗,結構如下:

             [第八節]    evn panti.       qlibo,menoi         avllV ouv        stenocwrou,menoi(

                            avporou,menoi       avllV ouvk       evxaporou,menoi(

        [第九節]                       diwko,menoi        avllV ouvk       evgkataleipo,menoi(

                            kataballo,menoi   avllV ouvk       avpollu,menoi(

當中在文法上有兩點藉得關注其一,片語「evn panti.」所指的是時間和處境的各個層面(at all times and in every way),是適用於全部四個對比[8];其次,保羅用ouv / ouvk來連接前後的分詞(而沒有用mh,),明顯是為了加強語氣。[9] 所以,保羅在此想要指出自己在傳道事奉的各方面,雖遭受各樣的困難(受敵、心裡作難、遭逼迫、被打倒),但他都「絕不」被困住、丟棄、甚至失望和喪命。

這種弔詭(paradoxical)結構和內容正是保羅以自己的經驗來說明他是效法並延續基督耶穌的事奉生命,使「耶穌的生」能夠顯明在那些如保羅一樣常帶著「耶穌的死」之人身上(4:10)。在此,保羅用了ne,krwsin一字來描寫耶穌的「死」,以便帶出主耶穌死亡的過程(尤其是所受的苦難),而不只是死亡的事件。[10] 對保羅來說,既然主耶穌能夠戰勝苦難和死亡,他就可以因此更有勇氣以主為榜樣去面對眼前的苦楚。再者,保羅能夠輕看自己的苦難經驗,全是因為他知曉幫助他的是從上帝而來那極大的能力,而不是出於自己(4:7)。他深深地明白自己只不過是軟弱和卑賤的瓦器,重要的是裡面所藏的「寶貝」(qhsauro.n),就是保羅在上文所提過的「榮耀的福音」(4:3-4)、「使徒的職分」(3:7-9)、和認識「上帝榮耀之光」(4:6)[11]

 

2.1.3. 林後6:4-10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經文一樣,這段「苦難經驗清單」也是和上下文互相緊扣的。為了不要辜負上帝的恩典(6:1)和不讓使徒的職分受人毀謗(6:3),保羅就再次以自己在各方面(evn panti.)的經歷來辨明他是上帝僕人的身份(6:4)。就結構而言,這個「清單」可以分成四個段落(stanzas)[12] 第一部分(4b-5)全以前置詞evn為始,並以「許多的忍耐」(evn u`pomonh/| pollh/|)這片語帶出保羅所面對的九個與外在處境(external circumstances)相關的困難。[13] 而這九種困難又可細分成三組:第一組(患難、窮乏、困苦)為一般的苦難(4b);第二組(鞭打、監禁、擾亂)為具體的苦難(5a);第三組(勞苦、失眠、)則似是屬於因保羅主動的參與所致的苦楚(5b)[14]

第二部分(6-7a)也以evn為始,是保羅描述自己在持久忍耐苦難時的六個道德品格(moral character, 6)和當中兩方面的傳道職事(7a)[15] 藉得注意的是大部分中文譯本都把6節裡的pneu,mati a`gi,w|翻成「聖靈」或與相關的片語,但是在一連串敘述個人品格特徵的經文裡(6),若指涉的是那三位一體的聖靈」,肯定與整體的思路格格不入。因此,基於上下文的考慮,pneu,mati a`gi,w|應指個人心靈的聖潔情操。[16] 這樣的詮釋相信有助我們了解保羅的事奉生命如何影響他人,即期盼以自己聖潔的品格,來勸諫哥林多信徒同樣要活出聖潔的生命(6:14-7:1)[17] 另外,身為基督的使徒,保羅沒有忽略他傳道的內容和工具(7a),即「真理的信息」(lo,gw| avlhqei,aj)和仰賴「上帝的大能」(duna,mei qeou/)

第三(7b-8a)和第四(8b-10)部分則分別以三個dia.和七個w`j為始的片語,保羅之所以轉變前置詞的選用,主要原因不是內容上的硬性需要,而是在連用了十八evn之後(6:4b-7a),他想打破當中單調乏味的詞組結構,好讓這個段落的文學風格有些變化。[18] 因此,從內容而言,第一個dia.片語(7b)是緊接上文關於傳道事工上的裝備(7a),保羅要「靠著左右兩手中公義的武器,即上帝所賜的全備武裝,既可攻擊敵人,也可保護自己。[19] 接著,保羅用了一連串有對偶或弔詭性質(antithetical or paradoxical nature)的片語(6:8-10),來描述他在事奉中正反兩面的情況和心境。儘管他在當中常遇到敵人的指控,甚至死亡的威脅,他仍然能夠藉著上帝的恩典豐富的存活下來,並以此表明自己是上帝所差遣的僕人,以回應整段「苦難經驗清單」的目的

 

2.1.4. 林後11:23-29

保羅在這段經文裡,隨了改用第一人稱單數「我」來加強他個人所經歷的苦難之外,他也在11:2327節重複提到6:5裡的五個苦難,包括ko,poj勞苦fulakh,監禁plhgh,鞭打」、avgrupni,a失眠」、nhstei,a[20],這樣不但把哥林多後書裡不同部分的苦難經驗相連起來,而且更把保羅的使徒職分和資格再次展現在他的敵人眼前(林後11章正是針對這班愚妄的假使徒)。就內容而言,保羅在這個比較長的「苦難清單」所列舉的個人經歷可以分成幾個段落。第一,他在11:23b描述四個經常遇到的苦難ko,poifulakai,plhgai,qa,natoi,當中的苦楚程度是逐漸上升的,從ko,poij perissote,rwj更多的勞苦」到qana,toij polla,kij常常有生命的危險」。[21] 第二,保羅清楚記下一些皮肉之苦的次數(24-25),以見證他對猶太人和外人的宣教事工,都是為福音的緣故而成為受苦的使徒。[22] 第三,他提到在多次的宣教旅程之中,不但遇見環境和人為的危險(26),而且還常常「勞碌辛苦,多次不得睡覺,又飢又渴,多次缺糧,赤身(27)。最後,保羅指出除了自己多年來所經歷的苦難之外,令他最擔心掛念的仍是眾教會的事(28),這當然包括與他有嫌隙的哥林多教會及其信徒。因為對保羅來說,當他看見自己在事奉中的軟弱和限制,他就更願意與那些軟弱和跌倒的肢體認同(29)[23]

 

2.1.5. 林後12:7, 10

保羅在12:7提到自己身上有sko,loy一根刺」,歷代學者都有不同意見,其主要解釋可以包括個人身體上的毛病(眼疾、耳疾、癲癇)、敵人對他的攻擊與逼迫、或其他形式的苦難經驗。[24] 儘管sko,loy意思有這些不同的可能性,但是從上下文的觀察,有兩點關乎它對保羅的影響是肯定的。[25] 第一,這根刺本質上是邪惡的,保羅從沒有認為它是好的,因為它是「撒但的差役」,用來攻擊保羅,以免他因之前所領受的「三層天」異(12:1-4)而自視過高。第二,這根刺雖然從撒但而來,卻是上帝賜予保羅的[26],因此,嚴格來說,在保羅的苦難經驗背後,上帝仍是那終極的掌權者。

再者,當保羅接受這根刺所帶來的痛苦為不能逃避的事實之後,或更正確地說是他順服於這根刺背後的上帝之後,他就能夠在這軟弱上經歷上帝的恩典與能力(12:8-9)。這也帶出保羅在哥林多後書最後一段的「苦難經驗清單」(12:10),就是當他為主受苦時,無論是「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他都能看為喜樂,因為他已體會上帝的能力常臨到那些甘願謙卑和軟弱的人身上。正如保羅自己所言:「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

 

2.2. 整卷書的關係

在初步分析完六段關於保羅在哥林多後書裡的「苦難經驗清單」之後,我們不禁要問它們與整卷書有甚麼關係?它們在整卷書中的角色又如何?若要回應這兩問題,我們先要處理哥林多後書的整體結構,因為不同的聖經學者向來對這封信的結構和組成部分都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可說是極大的爭論。當中很多學者認為哥林多後書是一封後期加工編輯而成的書信,是由兩個或以上有關保羅的書信片斷所組成。根據學者的詳細研究和分析,這封信大致上有六個書信片斷:()1:1-2:13連同7:5-16()2:14-6:13()6:14-7:1()8章、()9章、()10-13章。[27] 而且,他們相信這些片斷是寫於保羅和哥林多教會不同的相遇時期。若然如此,保羅在其中所表列的「苦難經驗」,就只不過反映他在不同的信中以不同形式重複提及他的苦難而已,卻沒有任何神學意義。

然而,仍有一部分聖經學者強調整封哥林多後書的一致性(unity),即留傳在聖經正典之中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第二封信,就是這封共有十三章的哥林多後書。[28] 儘管學者對當中的歷史處境不能透切的肯定,並且知道1-9章和10-13章在文法、用詞和語氣上的明顯分別,他們仍然清楚掌握整封信前後都滲著強烈的辯證風格和內容,尤其是保羅為了解釋其改變探訪哥林多教會行程的原因,以及在敵人面前辯護他自己使徒的身份、權柄和職事[29] 因此,保羅期盼這封信能夠使到哥林多教會的信徒(尤其是那些關係不穩和甚至破裂的人)與自己和好(5:19; 13:11)。為了達成這個復和(reconciliation)目的,保羅肯定要處理他們對自己的誤解,及重申其擁有對哥林多教會的權威,以證自己是奉上帝旨意在他們當中作基督耶穌的使徒(1:1)。從正面來說,他要證明自己是新約的執事(2:14-7:4);從反面來說,他要與那些u`perli,an avposto,lwn「超級使徒」(11:5; 12:11) 分別出來並劃清界線(10-13);從團契的關係來說,他要以捐獻的事奉來表明使徒所重視的群體相交(8-9)[30]

這篇專文正是以哥林多後書的一致性為基礎,當中保羅所表列的「苦難經驗」主要都是為了自辯他的使徒身份何其真實,以及彰顯上帝的大能與恩典何其適切人的需用。保羅雖然分別在1:8-96:4-511:23-2912:7列出自己曾幾何時所遭受到不同程度和形式的苦難,他還是能夠以此為所誇口的內容和喜樂的源由(12:9-10)。而且,在受苦的過程中,他深深感受到其中的困惑、軟弱、壓迫、無助和絕望,使他清楚知道人的限制。然而,因為他堅信自己的使徒身份與使命,他就明白差遣他的主耶穌昔日被釘在十字架上都是面對同樣的苦楚與軟弱,但是祂因著上帝的大能仍然活著(13:4)。這樣,當保羅面對苦難的時候,他就藉著分享基督在軟弱中所顯出大能(13:3),來經驗事奉中所需要的承擔與能力,完全是出於上帝(2:17; 3:5; 4:7)。對飽受患難的保羅來說,上帝在基督裡不但是安慰與拯救(1:3-11)、亮光與能力(4:4-7),而且更是復和與新生(5:17-21)、恩典與富足(8:9)。這種對上帝在人生苦難中的定位,再次幫助哥林多後書的讀者認清保羅就是一個不折不扣上帝的僕人。

 

3.  保羅的修辭方法與解釋

正如上文所言,保羅在哥林多後書中曾多次為其使徒的身份與事奉的方式辯護,而且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聖經學者提出很多證據顯示保羅常在自己的書信中,藉著當代社會的修辭方法和技巧來陳述自己的論點。[31] 所謂「修辭」(rhetoric),簡單來說,就是在演講和論文之中所用的勸說爭辯之辭,是一種常見於希羅文化處境的表達模式。[32] 對於身處在當代的新約作者(如使徒保羅)而言,他們的目的就是運用合適的修辭內容和技巧於聖經的文本之中,這樣不但能有效地宣講經文的福音信息,而且也是以情理兼備的方式來說服聽眾。[33] 這種從修辭學的角度來詮釋聖經文本,可以幫助現代的讀者重新發現作者的原意(authors intent),並且也可讓我們充分掌握早期的聽眾如何透過聖經文本明瞭上帝的信息。[34] 至於保羅的「苦難經驗清單」,正是他在哥林多後書中常用的修辭內容,若要了解其中的所以然,我們須要先處理他在哥林多後書裡的修辭處境,以及這封書信的修辭結構。

 

3.1.                保羅面對的修辭處境

在保羅所身處的希羅世界(公元一世紀),修辭學已是相當重要的基本學科,並普遍用於教育、法庭和演說的場境之中,它不但與當時的意識形態互相緊扣,而且還塑造了有識之士的語言表達方式。[35] 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顯示保羅接受當代的希羅修辭學訓練,但是從他在使徒行傳和自己書信中的演講和申辯來看,他已用了合適的修辭技巧來論證其立場。[36] 因為一方面保羅可以參考當時已通用的希羅修辭學手冊[37];另一方面,他可能具備某程度上的猶太修辭背景,尤其他是法利賽人(3:5),並受業於迦瑪列門下(22:3),所以他應對拉比猶太教的修辭技巧,特別是「米大示(midrash)的勸說與論證性質有所認識。[38] 而且,保羅正是處於希臘化運動的時代,當中無論是巴勒斯坦或散居地的猶太人,都與希臘文化互為影響,因此這不難解釋保羅的修辭是同時具有多種文化的特色。[39]

再者,當時的書信普遍都是在群體或會眾面前大聲誦讀,好讓他們能直接聆聽和回應作者的信息,而為了自然和有效地傳遞勸說爭辯的內容和理據,作者往往會在論說的過程中,適當的運用聲音、語調和手勢等技巧。[40] 另外,聖經作者也會以修辭學常見的三種互相緊扣的表達方式來加強自己對某事件的感染力和說服力。第一種為logos,即話語方面的表達,是聖經文本的邏輯論據和主要的勸說內容。第二為ethos,是作者在文本背後所呈現出來的個人品格和道德情操,這絕對影響受眾對他所說的話(logos)之信任程度。第三是pathos,即情感方面的表達,是作者藉著傳遞文本的內容來引發受眾的情緒和感情。[41] 而保羅在哥林多後書中,正充分包含這三種表達方式,務求以自己的所是(ethos)其蒙召的身份和事奉的生命,來勸誡哥林多信徒當走的路(林後13:5- 11),並以情(pathos)和理(logos)來說服他們。前者當然牽涉他作為屬靈父親對他們深切的關愛之情(4:15; 6:11-13),及其為主受苦的實在經歷(「苦難經驗清單」);後者則指到他在整封信中勸說爭辯的言論。

這樣看來,保羅是深知適當地運用語言中的修辭會帶給作者或演講者某種真理的權柄,因為言辭中的真理是有意識形態的。[42] 若他因其使徒的身份而誇耀自己是真理的擁有者,他只會落得像哥林多教會一般驕傲自大。當然,保羅沒有這樣誤用話語的職事,反而他往往在使用言語上都放下言語本身所具備的權柄,正如他沒有倚著主給他的使徒權柄嚴懲那些在哥林多教會中的信徒一樣(13:10)。除了以修辭內容和技巧作為「理性說服」的工具之外,保羅還強調自己是憑著聖靈和上帝的能力來傳講福音的道理(林前2:4-5)。聖靈不但可以賦予作者宣講和教導的權威,使他用智慧的話去說服人,而且也可藉這些言辭去感動聽眾,甚至改變他們。[43] 因此,保羅對聖經文本的詮釋,充分表現他對修辭的運用和聖靈的工作,已有合理的關注與平衡。

 

3.2.                哥林多後書的修辭結構

哥林多後書是關於保羅就哥林多教會近期(recent past)的指控提出辯護,因此從修辭演講的角度來說,這封信主要是屬於「庭辯或法院性的」(judicial or forensic)言辭。[44] 這也解釋為甚麼保羅用了相當的篇幅把焦點放在過去的事件上,包括他的行程改變、多次的苦難經歷、事奉上的豐富經驗、以及過去上帝在他身上的拯救。而作為勸說爭辯的書信,哥林多後書的結構已包含修辭演說的標準部分,即屬於書信開場白的「前言」(exordium) 1:3-7、陳述事件始末的「敘言」(narratio)1:8-2:14、爭議焦點的「命題」(propositio)2:17、提出並編排理據的「論證」(confirmatio) 3:1-13:4、以及歸納核心論點的「結語」(peroratio)13:5-10[45]

藉得注意的是,除了在亞西亞所遭受的艱難(1:8-9)之外,保羅的「苦難經驗清單」主要都是放在哥林多後書的「論證」部分(3:1-13:4),筆者相信這些真實的經驗正好幫助保羅以例子和類比的手法來帶出他的「正論」(probatio),即他勸說爭辯的正面理由。再者,基於哥林多後書的主要篇幅是「庭辯或法院性的修辭」,因此保羅常在「論證」部分借用對方(特別是他的敵人)的論點進行「反駁」(refutatio),以突顯他比反對者更為有理。[46] 透過這種正反論證,保羅就能肯定他在哥林多後書中的命題(2:17),那些指控他的人不但行事詭詐,裝作基督使徒的模樣,而且為利混亂上帝的道;然而保羅和他的同工卻以真誠在上帝面前憑著基督講道。

 

3.3.                「苦難經驗清單」的修辭功能與意義

從以上對修辭處境和結構的初步分析,保羅透過哥林多後書的修辭內容,充分表現自己的情操,以及個人對哥林多教會的期盼,並藉此提出勸說爭辯之辭,好叫他們能夠分別與神和與人的關係得到復。而在這封信之中,保羅多次表列自己的「苦難經驗」,我們相信這些段落正扮演著不同的修辭功能,並直接影響他對事奉的看法。第一,保羅在陳述自己在亞西亞的苦難時(1:8-9),盡顯出他對人和對神的情感(pathos),不但期盼以此來引發哥林多信徒的關注,並且想藉此受苦經驗來印證上帝是安慰和拯救人的神(1:3- 7; 10)。他這種處理方法充分表明其牧者的心腸(ethos),與整封信的內容非常配合。[47] 雖然哥林多信徒提出對保羅的各樣指控,令他既憂愁又傷痛,他還是流著淚的勸戒他們自省和悔改(2:4; 13:5)。因為在保羅心中,他親手建立的教會絕對是他關愛的首要對象,甚至願意與他們同生共死(7:3)。為父的心確實不易為,但保羅在信中清楚表達屬靈的父親如何以真理來疼愛神所託付給他牧養的群羊(6:11-13; 12:14-15)

第二,保羅的「苦難經驗清單」清楚帶出他如何勝過各樣困難和逼迫的境況,正如當代其它猶太和希羅作品關於苦難的相關記載,這種「苦難清單」見證著個人在逆境中所流露出來的高尚品格和堅定的信心。[48] 為了回應那些傲慢的假使徒對保羅個人誠信和品格(ethos or character)的攻擊與挑戰,保羅就以困苦中所活出的美德(6:6)來證明自己比他們更配履行使徒的職事(6:4)[49] 因為他已深知事奉背後的原動力,完全來自那復活的主耶穌基督。苦難非但不可以使他被困住、丟棄、甚至失望和喪命(4:8-9),相反更令他在神和人面前有無比的信心和勇氣(3:4-6; 4:13-14)承擔新約執事的重任。而「苦難經驗清單」正好見證保羅如何在不同形式的困難和掙扎中,帶著「耶穌的死」來彰顯「耶穌的生」(4:10-11)

第三,在憶述過去各種苦難(尤其是6:4-10; 11:23-29)的同時,我們看到保羅對自己所經歷的事情都是採取正面和肯定的態度。面對苦難不再是可怕和只有認命的分兒,而是可以藉著忍耐去勝過的。對保羅來說,「苦難經驗清單」可以像當代希羅相關的文獻一樣,是個人成功對抗和克服困難的印證。[50] 而且,這些「苦難經驗清單」還可以作為一種「不觸犯人的自誇」(inoffensive self-praise)之修辭技巧,因為保羅所的正是自己真實的苦難及其背後得勝之道上帝藉著他而作成的福音使命。[51] 基於這種「自誇」的修辭強調其真理或真實的元素(truth-in-rhetoric),因此保羅常用來表明自己所傳講的也是基督真實的道理(4:2; 6:7; 7:14; 11:10)[52] 筆者相信保羅在受苦的過程中仍然這樣重視上帝話語的職事,不但使到哥林多信徒重新確認他有使徒的權柄,而且也有助他們分辨誰是講上帝道理的人。

最後同樣重要的是,「苦難經驗清單」帶出一個弔詭性的修辭功效,保羅雖然在事奉中遭受各方面的苦難,但是仍然能熱心事奉神和服侍人;他雖因這些患難而顯得軟弱,卻能從中經歷上帝的恩典與能力。這種弔詭事奉觀一方面讓保羅知道自己的限制,使他在適當的時候謙卑下來,另一方面也叫他在軟弱和痛苦之中學習倚靠那賜人能力的上帝。[53] 身為基督的僕人,保羅見證受苦與能力是不可分開割的事實,然而當他領會上帝在他遭遇患難時所賜下的各樣安慰和使他絕處逢生的拯救,他就再次肯定為主受苦的價值。對哥林多信徒來說,「苦難經驗清單」的弔詭性帶出極佳的說服力。因為保羅的經驗不但使他們重新認識苦難絕不是軟弱的表現,而且更是每一個事奉者蒙召的確據。藉得注意的是,這種弔詭性的修辭也是貫穿整個哥林多後書,讓我們看到保羅的事奉包含著剛柔並重的智慧與技巧,他既有安慰受苦者(1:6-7),又有斥責「假使徒」(11:13);他說話既溫和(10:1),又顯得嚴厲(13:2);他用的語調既誠懇(7:3),又極具諷刺(11:21-23)。另外,保羅也活出事奉上應有的平衡,如謙卑而有信心、憂傷而有承擔、自誇中常感恩、軟弱中顯剛強。正如保羅所言:「我們雖然在世上行事,卻不是按照世俗的方式作戰」(10:3)

 

4.  結論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裡記錄了多次的「苦難經驗清單」(1:8-9; 4:8-9; 6:4-10; 11:23-29; 12:7, 10),從個別經文及其上下文的分析,保羅這些真實的經歷不但用來見證他使徒的身份和具體的受苦記錄,而且也充分表明他為主受苦的心志和對事奉的承擔。當中我們看到他能夠經歷各樣的困苦和逆境,全是基於他確知事奉的能力是從那召他的上帝而來,所以無論前面是敵人的攻擊、肉身的痛苦、或心靈的憂傷,他都可以憑著勇氣和膽量來履行基督託付給他的職事。在受苦的過程中,他更體會上帝的恩典和能力常彰顯在軟弱的僕人身上。

另外,因為哥林多後書是一封為了重申自己的身份與職事而提出勸說爭辯的書信,所以這篇專文也嘗試略略從聖經修辭學的向度來研究保羅的苦難經驗。透過檢視保羅和當代的修辭處境,以及哥林多後書的修辭結構,我們對「苦難經驗清單」的修辭內容和功能有了初步的掌握,保羅確實藉著這些苦難來論證自己對事奉的執著是既合情又合理。誠然,以上的討論並沒有詳細對保羅的苦難經驗作全面的文本和修辭詮釋,其他相關的修辭課題(如反諷技巧、風格體裁、受眾的文化背景、保羅敵人的身份等)還需有待日後作深入的剖析。

5.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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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筆者把英文著作的affliction/hardship catalogs/lists 翻譯為「苦難經驗清單」,因為當中的苦難事件相信確是保羅親身嘗過的經歷。近代有些學者選用peristasis catalogs「境況清單」,所指涉的包括順境和逆境,而當中又以後者的討論為重點,可參考John T. Fitzgerald, “Affliction Lists” in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Background, eds. Craig A. Evans & Stanley E. Porter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2000), 16.

[2] Colin G. Kruse, “Afflictions, Trials, Hardships” in Dictionary of Paul and His Letters, eds. Gerald F. Hawthorne, Ralph P. Martin, & Daniel G. Reid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1993), 18-19; Ben Witherington III,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Corinth: A Socio-Rhetorical Commentary on 1 and 2 Corinthian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388.

[3] 新約中的第一人稱複數至少可分為三大類型,即(1)指向只有作者本人的editorial “we” (epistolary or literary plural)(2)包括作者及其同工的exclusive “we”(3)指涉作者和讀者的inclusive “we”。詳情可參考Daniel B. Wallace, 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 An Exegetical Syntax of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6), 393-399.

[4] Ralph P. Martin, 2 Corinthians, WBC (Waco: Word Books, 1986), 2, 26.

[5] Margaret E. Thrall,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Second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1-7, ICC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4), 105.

[6] Ibid., 106-107.

[7] Martin, 2 Corinthians, WBC, 14.

[8] Charles K. Barrett, The Second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BNTC (London: A & C Black, 1973), 138.

[9] Timothy B. Savage, Power through Weakness: Paul’s Understanding of the Christian Ministry in 2 Corinthians, SNTSMS 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71.

[10] Barrett, The Second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BNTC, 139-140.

[11] Savage, Power through Weakness, 164-166.

[12] 詳細的結構分析可參考Martin, 2 Corinthians, WBC, 161-163; Witherington,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Corinth, 398-399.

[13] Barrett, The Second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BNTC, 185-186. 當中提到的九個困難全是複數。

[14] Martin, 2 Corinthians, WBC, 161. 非常藉得華人信徒留意的是《現代中文譯本》和《呂振中譯本》都有把林後6:4b-5裡的九個困難分成三組翻譯,筆者相信參考這些譯本將有助我們了解保羅的寫作意境。另外,這裡第三組的中文翻譯「勞苦、失眠、」是依照《現代中文譯本》,因為它比《和合本》的翻譯更接近希臘原文的意思。

[15] Barrett, The Second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BNTC, 186-187; Martin, 2 Corinthians, WBC, 178. 當中的八個名詞全是單數。而且,保羅也用了不同的文學技巧來引起原來讀者的興趣,如頭韻(alliteration)、半諧音(assonance)和交叉體(chiasmus)等,詳情可參考Martin, 2 Corinthians, WBC, 162.

[16] Barrett, The Second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BNTC, 187.

[17] Witherington,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Corinth, 400.

[18] Martin, 2 Corinthians, WBC, 179-180.

[19] Barrett, The Second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BNTC, 188.

[20] Martin, 2 Corinthians, WBC, 161-162.

[21] Martin, 2 Corinthians, WBC, 369, 376.

[22] Scott J. Hafemann, 2 Corinthians, NIVAC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0), 439.

[23] Hafemann, 2 Corinthians, NIVAC, 441.

[24] Martin, 2 Corinthians, WBC, 413-415.

[25] Martin, 2 Corinthians, WBC, 416.

[26] 林後12:7裡的動詞evdo,qh是屬於divine passive,因此這根刺明顯是上帝所賜的。

 

[27] Scott J. Hafemann, “Corinthians, Letters to the” in Dictionary of Paul and His Letters, 176. 若要詳細研究哥林多後書的交學結構和組成過程,可參考Martin, 2 Corinthians, WBC, xxxviii-lii.

[28] 支持哥林多後書在文學結構上的一致性包括Paul Barnett, Scott Hafemann, Ralph Martin, James ScottBen Witherington. 比較詳盡的中文書藉討論,可參考楊牧谷:《作祂的僕人哥林多後書研讀》。(台北:校園書房,1992),頁104-113

[29] Hafemann, “Corinthians, Letters to the” in Dictionary of Paul and His Letters, 168-172; James M. Scott, 2 Corinthians, NIBC (Peabody: Hendrickson, 1998), 4-7.

[30] Luke T. Johnson, The Writings of the New Testament: An Interpretation. Revised edition w/CD-ROM (Minneapolis: Augsburg Fortress, 1999), 314-320.

[31] G.W. Hansen, “Rhetorical Criticism” in Dictionary of Paul and His Letters, 822; Witherington,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Corinth, 44-45; George A. Kennedy,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through Rhetorical Criticism (Chapel Hill & Lond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9-10.

[32] Kennedy,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through Rhetorical Criticism, 3, 8; D.L. Stamps, “Rhetoric” in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Background, 953-954.

[33] 楊克勤《古修辭學希羅文化與聖經詮釋》。(香港:道風書社2002),頁158-159

[34] Kennedy,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through Rhetorical Criticism, 10-12.

[35] Witherington,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Corinth, 40-41; Stamps, “Rhetoric” in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Background, 955-956.

[36] Bruce W. Winter, “Rhetoric” in Dictionary of Paul and His Letters, 820-821.

[37] 當中主要涉及亞理斯多德(Aristotle)西賽羅(Cicero)的作品,可參考Kennedy,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through Rhetorical Criticism, 12-13.

[38] Richard Lemmer, “Why Should the Possibility of Rabbinic Rhetorical Elements in Pauline Writings Be Reconsidered?” in Rhetoric, Scripture and Theology: Essays from the 1994 Pretoria Conference, JSNTSup 131, eds. Stanley E. Porter & Thomas H. Olbricht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6), 161-177; Stamps, “Rhetoric” in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Background, 956-957.

[39] 楊克勤《古修辭學希羅文化與聖經詮釋》,頁234-248

[40] Witherington,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Corinth, 44-45; Kennedy,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through Rhetorical Criticism, 14.  

[41] Kennedy,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through Rhetorical Criticism, 15-16.

[42] 楊克勤《古修辭學希羅文化與聖經詮釋》,頁172-173

[43] John R. Levison, “Did the Spirit Inspire Rhetoric? An Exploration of George Kennedy’s Definition of Early Christian Rhetoric” in Persuasive Artistry: Studies in New Testament Rhetoric in Honor of George A. Kennedy, JSNTSup 50, ed. Duane F. Watson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1), 29-31.

[44] 除了8-9章是「議事的修辭」(deliberative rhetoric)之外,林後主要的篇幅都是「庭辯或法院性的修辭」(judicial or forensic rhetoric),詳情可參考Kennedy,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through Rhetorical Criticism, 86-87.

[45] 比較詳細的哥林多後書之修辭結構,可參考Witherington,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Corinth, viii-ix, 335-336. 而修辭辯論中不同的部分,則可參考Kennedy,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through Rhetorical Criticism, 23-24.

[46] 楊克勤《古修辭學希羅文化與聖經詮釋》,頁168-169

[47] Kennedy,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through Rhetorical Criticism, 87.

[48] Susan R. Garrett, “The God of this World and the Affliction of Paul (2 Cor 4:1-12)” in Greeks, Romans and Christians: Essays in Honor of Abraham J. Malherbe, eds. David L. Balch, Everett Ferguson & Wayne A. Meeks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0), 99-100; Fitzgerald, “Affliction Lists” in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Background, 17.

[49] Witherington,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Corinth, 388-389, 399.

 

[50] 苦難經驗清單有雙重特性personal catalogs achievements-lists。可參考Margaret E. Thrall,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Second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8-13, ICC (Edinburgh: T & T Clark, 2000), 755-756.

[51] Witherington,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Corinth, 385.

[52] Paul W. Cheung, New Testament Survey II Course Notes (Hong Kong: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2003), 31; George Kennedy, “Truth and Rhetoric in the Pauline Epistles” in The Bible as Rhetoric: Studies in Biblical Persuasion and Credibility, ed. Martin Warner (London: Routledge, 1990), 200-202.

[53] Savage, Power through Weakness, 187-190; Kennedy,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through Rhetorical Criticism, 9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