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基督教啟示觀看閱讀

劉緒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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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

2002年,台灣淡江的林心嶽,因不滿文章被誤讀而拒領文學奬,事件於當地成為一時話題。年輕人傲骨表現的恰當性,不是本文的討論範圍,但他回應報章的批評,卻引發出一些本文的主要思考的問題。以下是林同學的回應:

五月二十日的淡江時報,在報導18屆五虎崗文學獎的新聞中有一段關於學生林心嶽的文字,對學生的發言重大誤解,學生認為應予更正澄清。

......

學生當場請求收回獎項,並想將小說稿轉投他處的做法確實有欠考慮,並對自己的不懂事感到抱歉。其實學生當時的想法是很單純的,既然評審老師們的解讀與學生的本意有所出入,被解讀出來的作品基本上是讀者的作品,而不是我──原作者──的作品,因而覺得受之有愧,故建議將該獎頒給其他人。學生當然了解,讀者有自主的解讀權,就如Stanley Fish "Is There a Text in the Class?"一文中所意指的,但是學生仍然覺得,既然讀者所解讀出來的作品與學生的原意有重大的差異,那個文本已經不是學生的了,學生是不應該接受那個獎的。

但是貴報的記者卻把學生的發言詮釋為:「獲得佳作的英文三林心嶽同學,在決選名單公佈時,公然表示拒領此獎。他認為評審團不具欣賞他的作品的眼光,因此拒絕受獎。」學生絕對不敢狂妄自大、傲慢無禮到「認為評審團不具欣賞他的作品的眼光」。為避免讀者有此誤解,謹請貴報將學生的澄清文字刊出。[1]

身為作者,作品被人的誤讀,復被報章詮釋拒領動作為「狂妄自大、傲慢無禮」,林同學故然心痛難受。但有趣的是林一面維護作者原初意義(meaning)的同時,又援引費什(Stanley Fish)一文,不否定讀者(評審老師)有自主的解讀權。那麼,文本的詮釋權究竟最終誰屬呢?若將問題推廣一點,讀者閱讀時,應持甚麼樣的態度?如何取態直接影響到我們閱讀的動機與目的。

 

二、兩種不同的閱讀態度

上述問題引伸到基督教信仰,可帶給信徒一定反思。首先基督教是被稱為有經書的宗教(religion of the book),聖經對我們的信仰有著無可取代的位置。宗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更強調「惟獨聖經」。作為信徒我們應如何閱讀這重要的文本(聖經)?尤有甚者,信徒應如何看待「閱讀」本身呢?在思考這些問題之前,需先了解兩種近代流行的不同流派如何看待閱讀和詮釋。

(一)現代主義看閱讀與詮釋

自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掛著「理性」標誌的現代主義便成為世界主流思想。現代主義強調真理的絕對性,認為只有透過客觀的、理性的探討,才能確認何為真理。以這樣態度運用於閱讀時,現代主義者會認為文本的作者是知道自己寫作的目的,而這目的可以藉著文本向讀者表達。文本自身因此是具有意義(meaning),而這意義先於且獨立於讀者的詮釋。詮釋乃是發掘文本蘊含的意義或理解作者原意的活動。[2]

這種閱讀取態可從艾德勒和范多倫的《如何閱讀一本書》看到。書中強調閱讀的目標是:「為獲得資訊而讀,以及為求得理解而讀」。[3] 所謂「理解」,便是要明白作者的原意。艾范二人強調為求得理解而閱讀是較高層次的閱讀,而且會令讀者得到提升,但這要作者有可教讀者的東西才行。[4] 這東西便是作者寫書的目的。艾和范指出,讀者不是自己建構自己的意義,而是要判斷和找出作者的主旨,以祈和作者產生認同:「一位讀者與作者達成共識後,掌握住他的主旨與論述,便是與作者心意相通了。事實上,詮釋一本書的過程是透過言語的媒介,達到心靈上的溝通。讀懂一本書可以解釋為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一種認同。」[5]

至於如何閱讀經書,艾和范的評論正反映出受現代主義影響的信徒之讀經方法。他們認為一般信徒不會把經書當作文學作品,而是神的話語來讀。而這種閱讀的特質是強調「正統」,這類作品則是「一本或惟一的一本正確的讀物,......一個忠誠的讀者在閱讀經書時,有義務要從中找到意義,並能從其他的『事實』中舉證其真實性」。[6]

 

(二)後現代主義看閱讀與詮釋

後現代主義者對理性主義提出質疑,認為所有「真理」都是相對的,即使是科學,也無法排除科學研究者主觀好惡的影響。因此他們否定真理的絕對性,強調多元主義,肯定以主觀的、感性的途徑探索真理的必要性。

在文本研究方面,後現代主義認為「作者原意」或「文本意義」是不存在的,並質疑文本之外是否尚有所謂的「客觀真實世界」,更否定文本與意義的必然關係。[7] 因此,後現代主義者把重點從文本轉移到讀者上,提出「讀者回應論」(reader response)。

溫和的讀者回應論者仍會指出文本原意(meaning)和讀者理解意義(significance)的分別,並強調閱讀必須從作品文本出發,受到文本的制約。而讀者對文本的詮釋,是須負有證成的責任。[8] 但極端的讀者回應者卻聲稱:文本的意義完全是由群體所建構的,其內在意義從不存在;對文本唯一可信的解讀是「誤讀」(misreading);文本唯一的存在方式是它在讀者中所激起的系列反應;文本只是一次「野餐」會:作者帶去語詞,而由讀者帶去意義。[9] 甚至有人高喊「作者已死」,把讀者抬至最高位。[10]

讀者回應的觀點在古德曼的《談閱讀》一書清楚可見,古氏認為閱讀時,讀者是永遠不會完全得到作者的原意:「我的作品永遠不可能精確地『包含』我的訊息,並保證能把我確實『想表達的意義』﹝intended meaning﹞傳達給你和其他每位讀者。你們每個人都得運用自己的價值觀、理解和經驗來建構自己的意義。」[11] 因此,閱讀是個建構性的過程﹝constructive process﹞,在這過程中,作者的文章被轉變成讀者所理解的文章,而讀同一篇文章的兩個讀者永遠不會建構出相同的意義。[12]

(三)對雙方的回應

評論者認為,以理性為主導的現代主義,容許人的理性操縱整個詮釋的過程。他們以聖經文本為被批判的「客體」(object),並以語言、文字、文法和歷史為技術性工具,發展出種種「聖經批判學」,使聖經的權威受到嚴重打擊。[13] 也有批評指出,以這種取態閱讀聖經,會使聖經內容邏輯化和命題化,把經文的意義限制在即定的教義系統中,並在學習啟示真理的過程中過分著重真相。而且聖經只被視為認知的客體,只強調人讀經,而忽略了以聖經為主的經讀人。[14]

另一方面,後現代主義者既否定客觀真理的可能性,又不承認文本有任何固定的「信息」。以這種態度去解釋經文,只會流於放任,不但使聖經的意思變得眾說紛紜,更容讓讀者可隨己意斷章取義,曲解經文。而且後現代主義者否定作者原意的存在,其實就等於否定神啟示的存在。[15]

三、基督教啟示與閱讀的關係

(一)基督教的啟示觀

人謂神愛世人,但由於人的有限,難以體會無形的愛,神便賜給人母親,以有形可看的母親的愛來達祂的愛。基督教的啟示觀便是這種愛的表現:由於人的有限,不可能認識這位知識與能力都是無限的、不受時空限制的神。神因著愛,主動透過一種使人可以認識祂並與祂相交的方式,向人彰顯祂自己。[16]

啟示一詞(希伯來文hl'G";希臘文avpokalu,ptw)有將隱藏的事物揭開、揭示的意義。[17] 這揭示「有別於客觀知識的揭示,因為主體將本來隱藏的內在生命揭示出來」,[18] 而揭示目的不是讓人增廣知識,而是關係的建立、生命的分享。[19] 所以,基督教的啟示中,神是主體,領受啟示的人是客體。而神的啟示所分為特殊啟示和一般啟示兩種。

1. 特殊啟示

論到特殊啟示,如上文所述必然包含高高在上的神,人無法提升自己到神的地位去研究祂、理解祂。因此,神便採用了人的方式來啟示祂自己,就是按著人的語言、人的思想與行為的範疇所呈現之啟示。[20] 這些特殊啟示包括三個形式:歷史中的行為、神的話語和道成肉身。[21] 神在歷史中的行為包括祂對以色列祖先的呼召和帶領(舊約的記載);神的話語便是祂說話的臨到人(如先知)當中(耶十八1;結十二18172126;何一1;珥一1;摩三1);神自己成為肉身,住在人中間,結合行為和話語來向人作出啟示(福音書)。

聖經便是保存以上三個形式的一個特殊啟示。所以,嚴格來說聖經並不是神的道,而是一本記錄了神的作為與人們對這些作為的回應。[22] 為此,新正統派否定聖經是特殊啟示,並認定啟示不是命題性的,而是位格性的。因為,神只會讓人在經歷中認識祂,而不會通過文本(或任何媒體)告訴人任何關於祂自己的事情。[23] 對於巴特而言,啟示更是惟獨指神在耶穌基督裡的啟示:道成肉身,除此之外,別無啟示。[24] 但持反對意見的學者反駁說,語言的設計除有社會的關聯性和目的性外,也是為了與他人溝通進而影響他人。[25] 聖經以語言文字的形式,保存了神的默示,並對閱讀它的人傳達真理。[26] 所以,聖經是神給予人命題性的特殊啟示。

2. 一般啟示

顧名思義,一般啟示被認為是次於特殊啟示的,人難以從一般啟示清晰地認識神,而需要特殊啟示的補足。然而,若沒有一般啟示,人也無法擁有關於神的概念,使人接納和了解特殊啟示裡的神。所以兩者是相互依存,彼此調和。[27]

傳統認為,一般啟示彰顯於三個方面:自然界、歷史以及人的構造。[28] 自然界的啟示便是從受造的物質秩序中得到神的知識(詩十九;羅一20);歷史則神在推動歷史朝代、掌管萬國列邦的命運(伯十二23;詩四十七7-8;賽十5-13;但二21;徒十七26)。

一般啟示所彰顯的第三個所在──人類自己,與本文主題最為有關。艾利克森指出:神的一般啟示可從人的身體結構與心智能力看出,而神的屬性最能從人的道德與屬靈特質中被察覺。[29] 這點即使是對一般啟示持懷疑態度的人,也難以否定。在人裡面好像確是存有一些要素,使我們能與神的啟示發生化學作用,繼而被感動和轉化。不少人如魯益師(C. S. Lewis)都支持人存在道德觀念,可作道德判斷。[30] 保羅也提到,律法是早已刻在沒有律法的外邦人心裡(羅二11-16)。

(二)啟示觀下的閱讀與詮釋

1. 特殊啟示

從上文所述,基督教的特殊啟示強調了神的自我彰顯。由此可得出以下結論:聖經是神主動給予人的啟示,人是被動的接納。主客的位置是十分清晰。若以這結論看,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者,都有錯誤閱讀聖經之嫌。

現代主義者過份強調客觀性讀經,誠如批評者所言,為理性操控了整個閱讀和詮釋過程,[31] 使聖經變成一部已死的歷史文獻。如此,閱讀變成研究,讀經變成研經,讀者難以被聖經啟發或教導。「這取向既忽略聖經的主體性,又使人容易忘記要存著一個願意耹聽和領受的態度讀經」。[32]

後現代主義者在反對「客觀真實世界」的同時,卻又常過於感性地把重點從文本轉移到讀者身上,強調了讀者為主體。以致發出「作者已死」的放任言論,隨意曲解聖經。

可以說,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者在讀經時,都犯著相同錯誤,忽略了真正的主體。前者以「文本」為主,後者則以「人」為主,卻不知道「神」才是作出啟示的主體。

換言之,我們讀經時,不可是「文本」或「讀者導向」,只能是「作者導向」地詮釋經文。[33] 即回到以神這位真正的作者為中心,歉卑地讓作啟示的主親自帶領。

2. 一般啟示

對於一般啟示,本文頗認同艾利克森的看法:

信徒與未信者之間,或者福音與未信者的想法之間,有一共通處與接觸點,即所有人類都具有關於神的知識。雖然這知識會被壓抑到使人們不自覺或不自知的地步,但是它依然存在著,並且人必然有敏銳之感,可以使該信息發出功效,而成為一個起點。這靈敏之處因人而異,但是一定都有,受造的世界中有一些特點是信徒可以看出來的,而這些特點也可以使得未信者明白信息裡的真理。[34]

而這可看到的特點,常可在文學作品中找到;這個共通處與接觸點,也很多時候是在人與文學作品的接觸裡發現。

閱讀的好處,相信無人會置疑。閱讀既可鍛煉人的思維,[35] 也有助人心智的提升。[36] 從一般啟示的觀點看,人在閱讀文學作品時的反應,更可視為人本質的某方面對神的啟示產生反應,如艾氏所說,預備未信者的心靈去明白信息裡的真理。

對於信徒,除了靈修讀經外,有時候,文學作品也可成為我們安慰與鼓勵。如楊腓力所言,於孤獨困難時,閱讀好像讓「某位文學大師似乎真的『在那兒』──為む讀者め提供諮商、指引、啟發。」[37] 這些作品能觸動人心深處,因為「它們向我們彰顯宇宙本質及我們自己那未經裝飾的真實狀態;它們也溫柔地向我們提示,這世界和我們可能成為的樣式。」[38]

誠然,在神啟示的光照下,適當的閱讀文學作品,可以使人心靈得以滌蕩,更加接近造物主。

 

四、總結與前膽──面對新挑戰

從啟示觀看,啟示和閱讀都可被理解為交往的一種過程。啟示是這個宇宙的作者主動向人作出的交往;閱讀則是讀者向作者作出回應而產生的交往。在交往過程中,是存有誤讀的可能,並會使交往受阻,甚至中斷,讀者和作者之間無法溝通。情況便如林心嶽同學與評審委員一樣,溝通中斷了。

通過特殊性啟示,作者告訴我們祂創作的原意(meaning)是存在的,讀者不能憑著一己所好,而肆意解讀,以致交往受阻礙。通過一般性啟示,祂又告訴我們交往是從來都可能的,是作者早已預設給讀者的,只要我們願意繼續去閱讀,用心去發現。因此,閱讀是既被動,又含有主動成份的一個交往過程;是神所挑選,讓有限的我們可藉以認識祂,與祂相交的方式。

閱讀,當然也可從歷史角度看是「印刷文化」的產品,[39] 隨著印刷術的出現,書籍得以大量印刷,平民百姓都有機會接觸書本,閱讀便成為日常生活一部分。但當進入「電子文化」的年代,新媒體不斷湧現下,閱讀風氣已大不如前。今天生活在e世代的人,很多已被電視和電子網絡所佔有,變得沒有耐性閱讀。縱而如此,閱讀表現出多重的優越性,是其他方式所沒有的。事實上電視帶來的負面問題比效益更大,[40] 而電子網絡也有其缺點是書本所沒有的。[41] 閱讀,在今天的「電子文化」年代裡,仍有其不可取代的位置。

反思今天基督徒在閱讀方面的挑戰,除想方設法挑起生活在e世代中的年輕一代閱讀的興趣,更重要的是我們本身如何看待閱讀的意義,和我們閱讀的態度。尤其是在讀經時,我們必須認清誰才是真正的主體。或許塔瓦德夫斯基(Alexander Tvardovsky)閱讀的態度能給我們一點亮光,便以他初讀索忍尼辛《伊凡.丹尼索維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sh)的經歷作為本文的結束吧:

他看了十行。而後,如同他後來告訴朋友的:「剎然間我感到無法像這樣子讀它。我必須以適當的行為配合這樣的場合,於是我起床,穿上最好的黑色西裝、一件漿硬領子的白襯衫、一條領帶,與我的好皮鞋。然後端坐在桌前,閱讀一本嶄新的經典作品。」[42]16

 

 

字數:7,313

Footnote1,831

 

第二次閱讀頁數

艾利克森著。《基督教神學》,卷。頁156-599,時間:約兩星期17-18小時。

廖炳堂。《靈恩運動的反思》,3-251。約五天,7-8小時。

Maxine Hancock, “Reading”, in Everyday Christianity, c.5 pages, 約半小時

Sharon Gallagher, “Movie”, in Everyday Christianity, c.7 pages, 45min


參考書目

Lewis, C. S.  Mere Christianity.  New: Macmillan, 1952.

Richter, David H.  Falling into Theory: Conflicting views on Reading Literature.  Boston: Bedford Books of St. Martin’s Press, 1994.

Iser, Wolfgang.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Hirsch, E.D. Jr.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Fish, Stanley.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波茲曼(Neil Postman)著。蔡承志譯。《娛樂至死》。台北:貓頭鷹書房,2007

艾柯(Umberto Eco)等著。王宇根譯。《詮釋與過度詮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王礽福著。《有鼻有眼 怎會不美?-文字人的形相學》。香港:基道出版社,2008

古德曼(Ken Goodman)著。洪月女譯。《談閱讀》。台北:心理出版社,2005

唐慕華著。陳永財譯。《非凡的敬拜──重尋敬拜與佈道的關係與意義》。香港: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2007

楊腓力編。文智慧,楊偉珊合譯。《文字的力量》。台北:橄欖出版有限公司,2009

艾德苗(Mortimer J. Adler),范多倫(Charles Van Doren)合著。《如何閱讀一本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何翰庭。《人讀經讀人──後現代讀經的探索》。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2005

詹明信(F. Jameson)著。唐小兵譯。《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增訂初版。台北:合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

艾利克森(Millard J. Erickson)著。郭俊豪,李清義譯。《基督教神學》卷一。增訂本。台北:中華神學院,2000

余達心。《聆聽:神學言說的開端》。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08

林心嶽:〈林心嶽拒領虎崗文學獎作者與讀者誤讀〉,《淡江時報》,2002527,第504期。下載自〈http://tkutimes.tku.edu.tw/New/2006/detail.php?seqno=0000003539〉(下載日期:2009/05/18

莊祖鯤。〈後現代思潮衝擊下的基督教釋經學〉。下載自〈http://www.tktruelight.org/articles/article10.htm〉(下載日期:2009/05/18

 


小組討論

 

第一次小組討論

討論時間:   ○○九年四月十五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至五時三十分

地點:           洲際茶餐廳

內容:           透過Everyday Christianity 中的《Shopping》的生活課題作為小組討論(包括聖經、歷史、神學和文化分析)、個人分析及立場宣言

討論同學:   鄭志偉、王礽福、劉緒端、陳偉明

 

 

第二次小組討論

討論時間:   ○○九年四月廿二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至五時三十分

地點:           洲際茶餐廳

內容:           透過Everyday Christianity 中的《Humility》的生活課題作為小組討論、個人分析及立場宣言

討論同學:   鄭志偉、王礽福、劉緒端、陳偉明

 

 

第三次小組討論

討論時間:   ○○九年五月十二日星期二下午九時至十時

地點:           近輝樓二一二室

內容:           透過Everyday Christianity 中的《Hate》的生活課題作為小組討論(包括聖經、歷史、神學和文化分析)、個人分析及立場宣言

討論同學:   鄭志偉、王礽福、劉緒端、陳偉明



[1] 《淡江時報》, 2002527,第504期。下載自〈http://tkutimes.tku.edu.tw/New/2006/detail.php?seqno=0000003539

[2] 莊祖鯤:〈後現代思潮衝擊下的基督教釋經學〉。下載自〈http://www.tktruelight.org/articles/article10.htm

[3] 艾德苗(Mortimer J. Adler)、范多倫(Charles Van Doren)合著,郝明義、朱衣譯:《如何閱讀一本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10-13

[4] 同上注,頁12

[5] 同上注,頁136

[6] 同上注,頁253-254

[7] 莊祖鯤:〈後現代思潮衝擊下的基督教釋經學〉

[8] Iser, Wolfgang.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151-153. 艾柯(Umberto Eco)等著,王宇根譯:《詮釋與過度詮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頁23

[9] 艾柯等著:《詮釋與過度詮釋》,頁23-24Fish, Stanley.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305-321.

[10] Roland Ba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Falling into Theory: Conflicting views on Reading Literature. (Boston: Bedford Books of St. Martin’s Press, 1994) p222.

[11] 古德曼(Ken Goodman)著,洪月女譯:《談閱讀》(台北:心理出版社,2005),頁2

[12] 同上注,頁3158

[13] 莊祖鯤:〈後現代思潮衝擊下的基督教釋經學〉。

[14] 何翰庭:《人讀經讀人──後現代讀經的探索》(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2005),頁70

[15] 莊祖鯤:〈後現代思潮衝擊下的基督教釋經學〉。

[16] 艾利克森(Millard J. Erickson)著,郭俊豪、李清義譯:《基督教神學》卷一,增訂本(台北:中華神學院,2000),頁237

[17] 同上注,頁210

[18] 余達心:《聆聽:神學言說的開端》(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08),頁184

[19] 同上注,頁18;艾利克森著:《基督教神學》卷一,頁201

[20] 艾利克森著:《基督教神學》卷一,頁274-275

[21] 同上注,頁207

[22] 同上注,頁279

[23] 同上注,頁217296

[24] 同上注,頁250-252

[25] 同上注,頁301

[26] 同上注,頁307

[27] 同上注,頁273

[28] 同上注,頁237

[29] 同上注,頁239

[30] Lewis, C. S. Mere Christianity. (New: Macmillan, 1952) pp17-39.

[31] 莊祖鯤:〈後現代思潮衝擊下的基督教釋經學〉。

[32] 何翰庭:《人讀經讀人──後現代讀經的探索》,頁58

[33] Hirsch, E.D. Jr.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64.

[34] 艾利克森著:《基督教神學》卷一,頁265

[35] 王礽福指出:「閱讀可以鍛煉思維,因閱讀是一個頗複雜的心理歷程,完整的閱讀要經過字面理解、詮釋、評論和創造思考(即提出新見解或新答案)的過程。」見王礽福著:《有鼻有眼 怎會不美?-文字人的形相學》(香港:基道出版社,2008),頁58

[36] 艾德苗認為:「人們到了30歲左右,身體狀況就達到了巔峰,隨著時間的變化,身體的狀況只有越來越惡化,而我們的頭腦卻能無限地成長與發展下去。我們的心智不會因為到了某個年紀死就停止成長,......心智就跟肌肉一樣,如果不常運用就會萎縮。心智的萎縮就是在懲罰我們不經常動腦。......好的閱讀,也就是主動的閱讀,不只是對閱讀本身有用,也不只是對我們的工作或事業有幫助,更能幫助我們的心智保持活力與成長。」見艾德苗、范多倫合著:《如何閱讀一本書》,頁296-297

[37] 楊腓力編,文智慧、楊偉珊合譯:《文字的力量》(台北:橄欖出版有限公司,2009),頁8

[38] 同上注,頁14-15

[39] 加拿大史學家邁克魯漢(Marshall MacLuhan)曾根據媒體的演進,而把歷史分為三個階段:口頭文化、印刷文化和電子文化。見詹明信(F. Jameson)著,唐小兵譯:《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增訂初版(台北:合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頁82

[40] 電視這種單向模式更使我們變得不會思考,也不用行動。唐慕華引述希利(Jane Healy)的研究,發現常看電視的兒童腦部比較小,而電視的影像只能刺激人的右腦活動,無助文字邏輯的思維。見唐慕著,陳永財譯:《非凡的敬拜──重尋敬拜與佈道的關係與意義》(香港: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2007),頁6-7;唐又批評電視帶給我們大量與生活不相關的知訊,使我們對自己身的事物也變得漠不關心,更影響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很疏離。這種疏離又因著科技的日益發展,而越趨嚴重。見《非凡的敬拜──重尋敬拜與佈道的關係與意義》,頁24-31。另外,波茲曼也指出電視引發出的文化衰落的危險:「隨著印刷術退居文化邊緣,電視進占核人地位,公共論述嚴肅、明晰的特色便消褪到危險地步,更嚴重的是連價值也大幅低落。」見波茲曼(Neil Postman)著,蔡承志譯:《娛樂至死》(台北:貓頭鷹書房,2007),頁50

[41] 王礽福認為:「心理學研究指出,熒幕閱讀最佳的篇幅是不超過兩個熒幕的資料,所以不適宜閱讀太長的文章,且偏向實務的、工具的內容。而一般電腦熒幕因著解析度、亮度及對比的問題,減慢了閱讀的速度,長時間閱讀更會使眼睛疲累。(而印刷媒體只要用紙、排版合宜,即或長時間閱讀也不易疲累。)故此一般人常說『上網搵資料』,而非『上網閱讀』,網路為我們提供了大量零碎的資料,而非系統的知識。」見王礽福著:《有鼻有眼 怎會不美?-文字人的形相學》,頁65

[42] 楊腓力提到亞歷山大.塔瓦德夫斯基(Alexander Tvardovsky)這位文學雜誌主編在初讀仍是不知名的索忍尼辛的《伊凡.丹尼索維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sh)的手稿時,是躺在床上讀的。見楊腓力編:《文字的力量》,頁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