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公信仰初探

劉緒端

回到 華人神學園地主頁

回到 劉緒端神學網站

[作者保留本文版權]

一、引言

關羽從一介武夫到成為關帝──中國民眾普遍信仰的大神,影響之大,範圍之廣,神格之高,在中國古代人神中罕見。[1] 研究關公信仰的形成及其特點,對了解中國民間宗教有一定意義。

 

二、歷史裡的關羽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據陳壽的《三國志.關羽傳》所載,關羽生於河東郡解縣,即今山西省臨猗縣境內。[2] 《三國志》對關羽的介紹只有九百餘字,其生平大概如下:

東漢末年,關羽亡命奔涿郡,當時劉備於鄉里招兵買馬,關與張飛往投,三人誓共生死,恩如兄弟,故有為後世傳為佳話的「桃園三結義」。官渡之戰前,曹操派兵東征,大敗劉備,關羽被俘。曹操封其為偏將軍、漢壽亭侯。後來關羽掛印出走,仍投奔劉備,被派鎮守荊州。劉備為漢中王,拜關羽為前將軍,令率眾攻曹軍。關羽水淹七軍,擒于禁,斬龐德,聲勢一時無兩。後孫權襲荊州,關因驕傲輕敵,兵敗被俘。最後被殺於當陽(建安二十四年,即公元219年),死後被追諡為「壯繆侯」。

關羽生前最大軍銜只是「前將軍」,最高爵位是曹操給的「漢壽亭侯」,正史中的他只是一個失敗武夫,不單因自身不濟而身死,更累及蜀漢失去荊州重地,以致只能偏安一隅,成為三國中最弱的一國。

對於關羽的祖輩及家室,[3] 正史都語焉不詳,只肯定關羽育有兩子──關平和關興。關平與父一同戰敗被殺,關興也是年紀輕輕便離世。蜀亡後,關氏一族也隨著被滅絕。[4]

 

三、關羽的神格化過程

1. 神格化的開始

張志江認為關羽崇拜的始作俑者是孫權,在孫殺害關羽後,因害怕其鬼魂會作祟危害自己,便以諸侯之禮埋葬關。再加上關羽死後,擒殺他的吳將呂蒙不久即病逝。而被吳所奪回的荊州,當年又瘟疫流行。這些都不免使一般百姓對於關羽鬼魂顯靈作祟深信不疑,並對其誠惶誠恐,畢恭畢敬。[5] 但關羽崇拜並沒有因此而形成,史上所載供奉他的第一座廟宇,也要到他死後近二百五年(南北朝南陳光大年間,即公元567-568年),才在湖南當陽的玉泉山出現。[6]

至隋代,許多與關羽相關的神話傳說紛紛出現,特別是荊州、襄陽一帶,盛傳著不少關羽顯靈的故事。其家鄉解縣的關廟,也就始建於隋文帝開皇九年(公元589年)。[7] 全國各地也陸續建起關羽廟。

雖然如此,關羽在民間的影響力並不太大,其性質尚在神、鬼之間。《北夢瑣言》便有這樣的記載:

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關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也者,令人寒熱戰慄,亦無大苦。弘農楊玭挈家自駱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嶺,回望京師,乃曰:「此處應免關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股慄,斯又何哉!夫喪亂之間,陰曆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隨之,關妖之說,正謂是也。[8]

這裡,關羽的惡鬼形象十分鮮明,與現今形象有很大的分野。要至宋代開始,關羽信仰才得到很大的發展。

2. 帝王對關羽的神格化

宋代君主多信道教,也熱衷於為民間鬼神加封晉爵。從宋哲宗開始,關羽便獲朝廷的封贈,並先由侯被追封為公,繼而由公封為王;封號也由二字增至四字、六字、八字,可謂官運亨通,步步高升,身份越來越顯赫,至最後成為「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9]

元朝皇帝雖篤信佛,但卻視關羽為佛教護法,更仿效宋朝,加封關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10]

明朝雖由於太祖朱元璋有「歷代忠臣烈士,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的祖訓,但至明中葉以後,全國上下沉溺於道教,明神宗更於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把關羽進封為「帝」:「三界伏魔大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大帝」,讓他與皇帝本人平起平坐。[11]

到了清朝,關羽的封號更多達二十六個字:「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12] 至此,帝王對關羽崇拜的推波助瀾可說是到了頂峰。(見附表一)

3. 佛道對關羽的神格化

由於關羽信仰在民間日漸盛行,並得到皇帝肯定,士大夫也不再強調「子不語怪力亂神」,而取「神道設教」的方針,力圖將關羽納入儒家倫理體系裡。[13]

另外,在關羽成了國家祭祀的高級神祇後,佛道二家便爭相把他拉入自己的教門充當擁法神。[14] 據說道教自稱,關羽受封於宋便是道家的引薦。清代錢曾的《讀書敏求記》一書引《漢天師世家》說,宋徽宗使張天師(張靖)召關羽除滅蚩尤,並封關為「崇寧真君」,說這是關羽受封之始。[15]

佛教則把關羽列為護法伽藍,至今有地方把關羽叫作「伽藍爺」。據佛教天台宗所說,隋朝智顗和尚在玉泉山建立精舍時,關羽請求受戒,寺成後關羽便為該寺伽藍(寺廟護法神)。[16] 此外,又有傳說禪宗北祖神秀因狴优u山關公祠,而對關作補償,讓他成為玉泉寺伽藍。[17]

4. 民間雜劇小說對關羽的神格化

宋元之際,由於雜劇和講史的蓬勃發達,像關羽那本來富於英雄傳奇色彩的史蹟,自然成為劇作家和歷史小說家大好的題材,於是乎關於關雲長的傳述,突然多起來,描寫也越虎虎生威,不像陳濤的《三國志》那麼平淡。[18]

(一)雜劇

元代雜劇中,以三國為主題的有四五十種。當中以關羽為主角,或者有關羽形象出現的,粗略統計有十六七種。[19] 其中著名的有關漢卿的《關大王單刀會》和《關張雙赴西蜀夢》等。[20]

元劇使關羽民間的形象趨向定型化:九尺身軀,三綹美髯,胭脂臉,丹鳳眼,溺欓隉A俊鶯鼻,身跨赤兔千里馬,手持青龍偃刀。為神化的關羽更為偶像化,也為後來的小說準備一個標準的關羽形象。

(二)小說

若論小說對關羽信仰的影響,不能不談到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羅氏依據陳壽《三國志》,並大量吸收自魏晉南北朝以來的民間傳說和講史話本、雜劇等資料,從新塑造三國歷史話。[21] 張志江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功刻畫關羽的「義」和「勇」,使其成為關的獨特人格魅力。[22] 有助關羽成為婦孺皆知的傳奇英雄,成為關羽神格化的一個無可比擬的推動力量。

 

四、關羽信仰興起的原因

作為一個綿延千年的宗教現象,關羽信仰的產生和發展的原因是複雜的,但仍可粗略分為外在和內在因素兩種。

1. 外在因素

從上文可看到使關羽成為神的外在因素主要有三方面:

(一)統治者的推崇

歷代統治者對關羽的封賜,目的明顯是利用關對民眾的影響,以鞏固他們的統治。為強化自己的管治威信,不少帝王甚至編造出關羽顯靈庇護的故事,以確立自己為「天命所歸」的統治者。[23]

另一方面,中國文化的特點是重現實人生和人倫道德,政府向有「神道設教」的宗教思想和政策。[24] 對於民眾,關羽是忠貞的化身,是正義的代表。他對劉備的忠貞不二、勇武慣戰的形象,正好符合封建王朝所推崇的道德典範,尤其是強調君臣關係的「忠」的方面。故不斷為關羽加封,以起教化百姓之用。

由於帝王的不斷推波助瀾,使關羽的地位變得無比顯赫,成為國家祭祀的神祇和皇家的保護神,與「文聖」孔子齊肩而為「武聖」,而且奉祀的規格和頂禮膜拜的程度更甚於孔子。

(二)儒道佛的拉攏

關羽信仰的盛行在某程度上是得力於儒道佛三教的爭奪,關羽甚至如鄭土有所言:「成了三教合一中的網結點」。[25]

歷史上關羽的人品和行為,雖然並非人人稱許,[26] 但儒教卻因「神道設教」的思想,頗願接納民間不斷神化的關羽形象,並視之為「忠孝仁義」的道德規範,又甘願與道教合作,利用其勸善文書,以教化「下層民眾」。[27]

道教除了盡力抬舉關羽為大神外,為迎合歷代統治者「神道設教」的宗教觀念,道教以關羽的名義,藉扶乩方術杜撰了許多勸善書,大事宣講忠孝節義、禮義廉唌C[28] 游子安認為,善書的出現有助關羽信仰的普及。[29] 張志江也持相類看法,指出這些通俗道德教科書流行民間,起到了正統儒家經典所不能發揮的作用,故深得歷代統治者讚賞,為關羽信仰的發展營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30]

至於佛教的拉攏,張志江指出,一定程度上也使關羽的地位提高了:「脫離了染祠淫祀的行列,堂而皇之地進入了佛教的殿堂,在人們心目中不再是邪神厲鬼,其神格日益趨向於善」。[31] 另外,藉著佛教勢力,關羽信仰也便能迅速向全國擴散。

(三)民間文人的塑造

英雄崇拜是古今中外任何地方都存在的現象,從魏晉南北朝起,關羽在荊州等地老百姓心中,便已是勇武威猛的化身。至宋代,隨著三國故事的流行和皇室的推崇,關羽的事[更為全國上下所熟悉。元朝時,由於受外族統治,漢人備受歧視壓迫,渴望英雄的出現,以解救民間疾苦,這種思想便藉著雜劇戲曲表達出來。關羽這個早被傳頌,又為元政府接納的傳奇人物,便更為雜劇作家所喜用。[32] 至明代羅貫中筆下的關羽,除了作者妙筆生花的描述外,更是集千多年來民間創作之大成,成功使關成為中國史上獨一無二的武神。[33]

2. 內在因素

關羽信仰的形成,不能忽略的是關羽本身擁有的內在本質,使他成為中國人甘於膜拜的人物。

(一)關羽的勇猛

關羽的勇猛是眾所皆知的,《三國志.關羽傳》有這樣的記載:「む袁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上文已說過,英雄崇拜的中外皆有的現象,每當亂世,民間總寄望英雄出現,保家衛國。勇猛如關羽,便成為動蕩之中,民間的膜拜和供奉對象。

(二)關羽的忠貞不二

關羽對劉備的忠貞不二,使他成為「忠」的典範。劉備與關既有君主關係,又是朋友,《三國志.關羽傳》記述關羽身在曹營時,仍心懷故主,得知備在袁紹那裡,便「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這種既忠於君,又忠於友的行為,符合社會各階層的道德要求,更是儒家思想所強調的「忠」的美德,故關羽能成為社會所共識的楷模,並最終被推上了神位。[34]

(三)關羽的義氣

鄭土有和黃華節都不約而同的認為,「義氣」是他成神的最主要原因。關羽對劉備不單有君臣之忠,更有兄弟之情和朋友之義。這種「情義」正是社會各階層都需要的一種團結力量,對無權無勢的下層社會民眾,尤為重要。經《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大肆渲染後,劉、關、張桃園三結義便成為「義氣」的典範,關羽更是集合了勇、忠和義,成為典範中的典範,故備受統治者、上層士大夫和下層百姓的崇拜。[35]

 

六、結語:對關羽信仰的反思

從上述研究,可清楚看到關羽信仰是中國古代上層和下層社會共同創造的一個造神運動。當時,除了一般敬鬼祭神的因素外,不難看到關羽的被升上神位,是充滿人的實際需要,就如黃華節所說,關羽是「被後人拿完美的倫理質素,黏傅在不甚完美的本有人格上,成為一種崇高德性的象徵,才躋于帝位成聖的。」而這項成聖工程不是出於一人之手,而是「許許多多的所謂『下流社會』的人物,都來參與這一項巨大的雕塑工作。」[36]

在上層強調忠君,下層強調對朋友的義[37] ,雙方各取所需的情況下,關羽便被擺放在神的行列,而且越捧越高,成為一位香火特盛的高級神祇。

關羽信仰所強調的「忠」和「義」,對維護社會秩序和構建倫理體係,是有一定的安定團結作用。這種影響甚至遠至海外華僑群體,關羽成為了他們身份認同的一種精神支柱。[38]

然而,這顯而易見的、充滿人為因素的造神運動,卻大大減低關羽作為神的真實性。這種人造的民間神祇所反映的,是中國人對信仰本身的輕視,對鬼神的膜拜是出於現實考量,多於對生命終極的追求。故此,縱使我們多不願接受中國人宗教觀淡薄的看法,關羽信仰的出現又卻在某程度上支持了這觀點。

另一方面,關羽信仰也反映出中國人對完人的渴求。就如黃華節所言,千百年來,中國人不斷把心裡完美的倫理質素,加在關羽身上,並把他建立成自己膜拜的對象。[39] 縱然知道這種完人難以在現實中出現,卻又不願在無望的現世中放棄希望。在這裡,卻又表達出中國人對宗教的堅持。關羽信仰讓人看到中國人的宗教觀是充滿矛盾,徘徊於現實與理想間的追求。

 

 


參考書目

Chin, Frank. Dona1d Duk. Minneapolis: Coffee House Press, 1991.

呂宗力、D保群著。《中國民間諸神》。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宋軍。《清代弘陽教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周宗廉、周宗新、李華玲著。《中國民間的神》。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

金澤。《中國民間信仰》。中國民間文化叢書。二版。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馬書田。《全像中國三百神》。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1992

張志江著。劉魁立、張旭主編。《關公》。中國民俗文化叢書。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

陳濤。《三國志》。http://zh.wikisource.org/wiki/三國志/36

游子安。《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黃華節。《關公的人格與神格》。二版。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8

鄭土有著。劉錫誠、宋兆麟、馬昌儀主編。《關公信仰》。中華民俗文叢。二版。北京:學苑出版社,1996

燕仁。《中國民間俗神》。中國民俗叢書4。台北: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

 

 


附表一、歷代皇朝對關羽封賜簡表:

朝代

爵位

時間

封號

東漢

景耀3年(206年)

壯繆侯

北宋

崇寧元年(1102年)

忠惠公

 

大觀3年(1108年)

胎烈武安王

 

 

宣和5年(1123年)

義勇武安王

南宋

 

建炎2年(1128年)

壯繆義勇武安王

 

 

淳熙14年(1187年)

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

 

天曆元年(1328年)

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

萬曆22年(1594年)

神宗朱翊把關羽進爵為帝

 

 

萬曆42年(1614年)

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大帝

 

順治元年(1644年)

忠義神武關聖大帝

 

 

歷嘉慶、道光

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

(鄭土有:《關公信仰》,頁60-61



[1] 從關廟數目的多,可反映其信仰影響之廣。關帝廟被喻為是天下廟宇之冠,(馬,222)在中港台,以至海外各地皆有臨立。北京最多的廟宇便是關帝廟,清朝是北京城內外達到二百多間,佔全部廟宇的十分之一。台灣也有關廟一百六十多間。見馬書田:《全像中國三百神》(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1992),頁221-222;燕仁:《中國民間俗神》,中國民俗叢書4(台北: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頁243

[2] 張志江著,劉魁立、張旭主編:《關公》,中國民俗文化叢書(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頁2

[3] 關羽父輩的記載一直沒有史料流傳,但到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才由解州知州王朱旦突然發表《漢前將軍壯繆侯關聖帝君祖墓碑記》,宣布發現關羽祖父、父親的名字、行[等。見張志江:《關公》,頁10

[4] 據《三國志.關羽傳》所載,關平被殺,無子嗣。關興一支傳至嫡子關統,關統病故,無子嗣;以關興庶子彝續封,後為龐會於蜀破時,盡滅關氏家。

[5] 張志江:《關公》,頁109-114。據《三國志.關羽傳》的注引《吳歷》所記:「權送羽首於曹公,以諸侯禮葬其屍骸。」

[6] 鄭土有著,劉錫誠、宋兆麟、馬昌儀主編:《關公信仰》,中華民俗文叢,二版(北京:學苑出版社,1996),頁84

[7] 同上注,頁85

[8] 呂宗力、D保群著:《中國民間諸神》(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477

[9] 宋代對關羽晉爵、加封和賜額有六、七次之多。最早一次是宋哲宗紹聖三年(1096年),賜玉泉關羽祠額曰「顯烈」。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進爵一等,追封關羽為忠惠公。大觀二年(1108年),進封武安王;同時令從祀武成王廟。宣和五年(1123年),加號「義勇」。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加號「壯繆」。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加號「英濟」。終宋一代,關羽被累加為「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見張志江:《關公》,頁134;呂宗力、D保群著:《中國民間諸神》,頁478

[10] 張志江:《關公》,頁136

[11] 馬書田:《全像中國三百神》,頁221

[12] 清初沿用明代封號,順治九年(1652年),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但後來不斷給關羽加封號,前後共十次之多: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加號「靈佑」。嘉慶十九年(1814年),加號「仁勇」。道光八年(1828年),加號「威顯」。咸豐二年(1852年),加號「護國」;次年,又加號「保民」。咸豐六年(1857年),加號「精誠」;次年,又加號「綏靖」。同治九年(1870年),加號「翊贊」。光緒五年(1879年),加號「宣德」。見張志江:《關公》,頁162-165

[13] 同上注,頁132

[14] 即使後來的清朝皇室信仰喇嘛教,但在北京雍和宮的喇嘛廟裡,就有關帝殿,供奉著關羽的銅像。馬書田:《全像中國三百神》,頁222

[15] 正史並沒有封關羽為崇寧真君的記載,這可能只是道教以關之名抬高自己地位。見周宗廉、周宗新、李華玲著:《中國民間的神》(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頁93

[16] 燕仁:《中國民間俗神》,頁237

[17] 周宗廉、周宗新、李華玲著:《中國民間的神》,頁93

[18] 黃華節:《關公的人格與神格》,二版(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8),頁92

[19] 張志江:《關公》,頁82

[20] 黃華節認為,關漢卿的《關大王單刀會》把一個剛愎傲睨,好大矜功的紅臉英雄,寫得虎虎如生,英氣勃勃。此劇一出,大大抬高了關羽的地位。見黃華節:《關公的人格與神格》,頁92

[21] 劇統計,《三國志通俗演義》全書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則故事中,涉及關羽的有五十多則,其中以他為主角的有差不多二十則,僅次於諸葛亮。見張志江:《關公》,頁97

[22] 同上注,頁108

[23] 如宋徽宗與張靖編造的關羽制伏蚩尤;朱元璋編造關羽率十萬陰兵助其在鄱陽湖破陳友諒兵;明成祖亦宣稱在北征本雅失里時,關羽曾顯靈引路。見鄭土有:《關公信仰》,頁62。此外,清嘉慶帝更於「癸酉之變」個多月後,突然發上諭,宣稱關羽顯靈嚇敗亂事的天理教徒,以修補皇權的威信。見宋軍:《清代弘陽教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265-271

[24] 「神道設教」的觀念由來已久,宗教祭祀早於春秋戰國時代,便被視為教化的工具,《禮記.祭統》說:「崇廟神稷,則子孫順考」、「祭者,教之本也」。《禮記.祭義》又說:「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道設教」的特色就如張志江所說:「不特別追究鬼神世界的真實價值和個人靈魂的終極解脫,而著重宗教的社會功能,特別是倫理教化作用。……『神道設教』的宗教思想概括了中國古代對宗教社會本質的基本觀點,體現了宗教在中國古代社會的根本價值,就此而言,『神道設教』堪稱中國古代特有的一種倫理教化政策。」見張志江:《關公》,頁222

[25] 鄭土有:《關公信仰》,頁66

[26] 對關羽有最中肯描述的陳壽,在《三國志》中便只將關寫成一個功罪參半的武人,甚至記載了他與曹操爭女人的故事,絕對不是甚麼了得人物。黃華節更有這樣的評論:「關公四達德──忠義仁勇,除了仁字有別解,義字有很深涵義外,其餘都未臻美玉無瑕的程度,而驕氣凌人,尤為致敗的根源,自珔秘齯@世的英名勳業,且動搖蜀漢的國本。所以無論從那一個角度去看,都夠不上堪與萬世師表的『文聖』孔夫子分庭抗禮,躋登『武聖』的崇高寶座。」見黃華節:《關公的人格與神格》,頁88

[27] 1933年廣西的《同正縣志》有這樣的記載:「縣屬僻處荒遠,而道、釋、巫三種,所在多有。道則專為祈雨、救蝕,廟堂建醮,喪家禮懺......至《關帝明聖經》《文昌陰騭文》《太上感應篇》等書,則儒而好善者亦多誦焉。」見鄭土有:《關公信仰》,頁66

[28] 這情形至今仍存在,並成為個別地方關羽信仰的一個重要內涵,如筆者曾到訪香港九龍塘的道觀省善真堂,裡面便放滿不少藉著所謂扶乩而成的勸善書,當中與關羽有關的便有四種:《冥罰淫律 關聖帝君戒淫經》、《桃園明聖經》、《關帝明聖經誦本》和《關聖帝君救劫文》。

[29] 游子安:《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頁126

[30] 張志江:《關公》,頁125

[31] 同上注,頁124

[32] 黃華節:《關公的人格與神格》,頁92

[33] 張志江:《關公》,頁108

[34] 鄭土有:《關公信仰》,頁45

[35] 同上注,頁45-49;黃華節:《關公的人格與神格》,頁215-223

[36] 黃華節:《關公的人格與神格》,頁90

[37] 同上注,頁223-225

[38] 趙健秀(Frank Chin)便是一個好例子。這位出生於加州的華裔美國作家,以建立華裔美人的主體論述為己任,早年對中國和西方文化都持強烈批判態度。但到八十年代,他卻開始轉回傳統,重新閱讀中國古典作品如《三國演義》、《水滸》等。1991年,趙出版小說《唐納德﹒杜克》(Dona1d Duk),追溯華工於美國西部修築鐵路的歷史,當中,他便借關羽來塑造和突顯華人的英雄形象。見Frank Chin. Dona1d Duk. (Minneapolis: Coffee House Press, 1991)

[39] 黃華節:《關公的人格與神格》,頁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