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的委身──蘇恩佩一生的學習

劉緒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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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保留本文版權]

 

一、引言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是香港年輕一代追尋自己身份的年代,他們垓璊F父輩早期的難民心態,嘗試植根於這片小小的英國殖民地上,並進一步提出「關社認中」。這種改變也出現在年輕一代的基督徒當中。他們不再對自己身處的社會不聞不問,反倒問自己能為這地方作甚麼事,甚至進而關心有深圳河一水之隔的祖國大地。這時代的年輕基督徒對今天香港基督教的發展影響甚深,也牽引著他們的後輩對信仰的尋索和對基督教的再發現(當中包括筆者)。

《突破》雜誌,以至後期的突破運動,也是這個時代的產品。《突破》誕生於1974年,其主要創辦人蘇恩佩女士(1937?-1982)嚴格來說,並不屬於這個年代,卻不可置疑地成為這年代年輕基督中間一個無可替代的關鍵人物。研究蘇恩佩,可讓我們對戰後年輕華人基督徒的精神面貌有一定的了解。

本文是作為一個對突破運動研究的起步,對蘇恩佩的一個初步的研究,並將集中於她早期生平至《突破》創辦,其重點在於蘇氏早期對自己身分和使命的尋索,其過程展露出她那代華人信徒的悲哀,也表達出他們對現實的不妥協和對信仰的堅持。

 

二、早年生平(1930s-1963

蘇恩佩,廣東中山縣人,生於三十年代末的香港。[1] 早年曾在港澳兩地受教育,就讀於以英文授課的香港英華女校,故對西方文學有基本認識;另外,蘇氏又深受其父影響,對中國文學產生興趣,更培養出一份對國家民族的濃烈感情。[2] 她和許多同時代的人一樣,親眼看著四九年大陸政權的變易,切身感受到時代轉變對她們一代中國人的衝擊。

1. 悲天憫人 立決奉獻

求學時期,蘇恩佩受著校長蕭覺真(V.D.A. Silcocks)的影響,[3] 已決志奉獻一生給上帝,並流露出一股悲天憫人的性情,對於當時教會的忽略社會上「下層」階級十分不滿,對於那些未能聽到福音的貧苦大眾,她感到悲哀。短篇故事〈剖視〉(1965)可清楚看到蘇氏的這種性情:

P隨著人潮步出教堂。外面早已有幾輛三輪車在等著。......

突然她注意到他む三輪車夫め黧黃的臉、乾癟的嘴唇,額上、雙頰上像刻了一條條深溝似的紋;又注意到他那特別短小的褲子下面露出來的多毛的小腿,那長滿了繭的腳背,那從帆布鞋的洞突出來的腳趾;他的三輪車特別破舊,車篷都有點破爛了,甚至椅墊也有補縫過的痕跡。

她注視著他,踟躕著,想從皮包裡拿出一張福音單張送給他。

......

她鼓起了勇氣:

「你每個星期日都到這兒來嗎?好不好請你進來聽聽道理?」

三輪車夫莞爾而笑,雙頰的紋深得像一條條的深溝:

「我進去聽道理?我這一身破舊、骯髒的衣服......我的車又怎麼辦?」

她低頭看自己的旗袍,看自己的尼龍襪子,看自己高跟鞋的鞋尖。

那帆布鞋的洞,那突出來的腳趾,又映進她的眼簾。

......

路上,她經過菜場。賣水果的,賣蔬菜的,賣○J的都擺開他們的攤子。裡面是賣豬肉的,賣魚蝦的。裡裡外外,一片熙攘。

「你們去......把福音傳給每一個受造的!......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主的命令如一根棒子,迎面擊來。

「他們都沒有去做禮拜。」

「他們都沒有機會去做禮拜!」

於是她感到說不出的悲哀。[4]

在故事裡,充滿蘇氏影子的P單獨的面對眼前的困擾,她明白自己也與這些下層人士有分別,對他們的情況感到無助,但又不甘於做個安份的有閒階級。蘇氏批評教會(尤其是基要派的信徒)目光短視,只關心狹小的範圍,「既不能抓住最高的知識分子;又不能幫助被生活鞭笞的群眾。...... 假如教會的活動只是少數人的特權,主耶穌就不必走各各他的道路了。」[5] 並渴望著將來會有為勞苦大眾而設的「工人團契」成立。[6]

也許由於這個對弱勢群體的關懷,驅使蘇氏在預科畢業後放棄香港大學,而入讀羅富國師範學院,並再隻身離家到當時偏遠的荃灣,當了六年小學老師,教導一群貧窮人家的孩子,給他們關懷與愛心。[7] 回憶這人生片段,蘇氏這樣說:

人生的道路並非只有一條。我離開家庭的蔭庇,投入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體驗另一種簇新的生活。我學習愛護一群貧窮和被人忽視的孩子,了解他們,幫助他們。而我自己也透過給予來享受生命的豐盛。[8]

當時蘇氏的同事──著名作家阿濃筆下的她是:「從來不曾見她對學生疾言厲色,責備孩子時聲音也是那麼溫柔。她是一個完完全全的基督徒,從言語、態度到習慣、愛好都給人聖潔的感覺,最口不擇言的同事也不敢在她面前說髒話。」[9]

2. 香港──沒有依戀的出生地

蘇氏並不喜歡被稱為「聖潔」,也不會認同「完完全全」的看法,因為這意味著全然的順服和委身,而「完全」的委身,不久便成為蘇氏一生的學習。

另外,在這位「完完全全」的年輕基督徒的心思意念裡,香港從沒佔有太重要的位置。蘇恩佩的書信記述了她兒時的夢想是返祖國唸中學和大學,只是因為大陸易手而夢碎。[10] 蘇氏對自己中國人的身分是肯定的,她心之所繫是北面的神州大地。對她來說香港這小島只是一個暫居之地,將來要事奉的必然是更為廣闊的禾場。

其後,蘇氏被診斷出患了甲狀腺癌,這個病改變了她的一生,也終止了她的教學工作。從此,苦難和死亡的暗影沒有離開過她,只是未有改變她奉獻的心志,也不改她對香港的淡然態度。當病情受控後,對自己病情一知半解的蘇氏便於1963年坐船遠赴美國進修。她的書信這樣記載:

我從來不依戀香港,可是當船開動了,當香港的海岸漸遠,景物逐漸模糊的時候,我急步路上甲皮去,向這小島投以依依的一瞥。這到底是我長大的地方,這兒有著許多親愛的人,這兒到底接近祖國的邊緣,還有一點鄉土的氣味。一個沒有踏上過祖國泥土的人如今更要到遙遠的異鄉作客,她是否應該感到悲哀?[11]

香港,這個蘇氏長大的地方,相對遙遠的異鄉──美國,也只是較接近故土的異鄉而已。離情別緒,確使她對香港產生一點點的懷念,但這懷念也隨著船的遠去也漸漸變小了。

 

三、從香港到美國(1963-1966

1. 身份的摸索

抵美後,蘇恩佩首先入讀芝加哥的慕Y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但一年後又轉學到惠頓大學(Wheaton College),蘇氏沒有詳細解釋為何有這個轉變,只說「更充實自己以適應時代的需要」。[12] 卻又加上一個不太高明的解釋說明:「本來慕Y許多學生都是在畢業後才繼續到其他大學深造,可是我的情形不容許我這樣作,只好半途轉學」。[13]

那麼,究竟是甚麼不容許的情形出現?蘇氏沒有清楚交代。但在長篇小說《仄徑》內,她透露了少許端倪。小說《仄徑》內主角司徒苑的經歷和求學過程有強烈的蘇氏的影子。司徒苑對學院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如學術程度、學習氣氛,但最讓她難以釋懷的是學院在種族上的狹隘觀點,阻止不同膚色(尤其是黑人和白人)的男女同學交往,使她看到美國人在種族問題上的虛偽。[14]

另一個可能是蘇氏的私人問題,這問題卻是由家國情懷和對上帝的委身和順服所引發出來的。蘇氏說:

來美國以後我才真正悟到這一代中國人的悲哀,......取盡了最後一個學位之後,.....聽膩了......看膩了......一陣莫名的空虛會不期然襲上心頭,人生到底比需要一部汽車......一份高職多一點,以前還唱著「為國家,人民謀幸福」的口號,如今是龐大的國土歸不得,......[15]

四九年政治環境的改變,使大部分香港和台灣的中國人都有家歸不得。面對不明朗的前景,很多人選擇出國(到歐、美、加),並想方設法地在當地停留下來。於是男的不斷進修學位,女是盡可能快地找一個好對象、好歸宿。然而,留下來後,一切豐裕的物質卻都無法滿足和填補他們心內的空虛。小說內追求司徒苑的各個男士都落在相似的境況裡,他們都選擇留在美國,但人生也因此變得漫無目的,不知為何而活,內心空虛無比。就如小說內的潘瑞琳所問:「為甚麼我們不能滿足於就是這樣生活?為甚麼不能滿足於一份高尚的職業、優厚的待遇、安定的生活?」[16]

司徒苑不願留在不屬於她的美國,一來因為自己的中國夢,二來是須堅守對上帝完全的委身。但她所愛的林達輝卻無法理解她,彼此選擇了不同的方向。同樣,蘇恩佩選擇了忠於上帝的使命,放棄了一份感情,轉到新的學院,只在《仄徑》留下一鱗半爪哀愁的痕跡。[17]

這選擇是痛苦的,蘇氏自認並不堅強,通過司徒苑的說話,她拒絕任何「聖潔」的嘉許:「他們都沒有認識我的整體。他們都只愛上了我的影子。他們在寫給我的信中,常常把『聖潔』一詞加在我身上,彷彿想像我是聖誕卡上那頭上有一圈光輝的聖母,而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凡人。」[18] 蘇氏的掙扎是真實的,她也是一個真實的人,清楚完全順服是一生的功課,而她願意學習順服。

2. 路向的確立

由於強烈感受到海外中國人無根的悲哀、基督徒知識分子欠缺委身目標的困惑和掙扎,蘇氏決意畢業後回到自己的同胞身邊,為主獻上一生。《仄徑》中,潘瑞琳常強調的sense of belonging正是蘇氏選擇到台灣的原因。潘瑞琳:「我始終不感到我屬於此地。另一方面,雖然我生長在香港,可是我對香港也缺少那種sense of belonging,我倒是常常覺得我是屬於中國的──。」[19]

那麼,蘇恩佩的中國在哪裡?這是她寫給台灣《校園》負責人的信:

......我是廣東人,生長在香港,中學時代受教育於所謂的「英文書院」,可是我從不感到我是屬於香港的。......然而我對自己的國家、民族及文化保持著不變的熱愛;這熱愛因著我對傳福音愈來愈有負擔而更熾熱了,到台灣去的感動卻是來美後才積成的。在芝加哥我認識許多從台灣來的青年,.....開始明白從台灣留美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百分之九十九都留下來,(原因當然是很明顯,而又是很複雜的。)我又發現:基督徒的數目還不少,可是真正理解及實行奉獻生活的如鳳毛麟角,漸漸地從友誼和認識中我對台灣有了負擔。[20]

 

四、從美國到台灣(1966-1970

1. 校園的事工

1966年,蘇恩佩從學院畢業後飛抵台灣。之前,她寫信給香港的教會友人解釋和報告說:「我快要回到亞洲去了......我的工場可能不是香港。」[21] 她承認自己在過去三年是改變了:「我變了嗎?......美國化了嗎?我從來沒有,直到現在也沒有傾心於美國的社會和『文化』,所以我相信,留美沒有在我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跡。然而我裡面卻有了很多的改變。」[22] 但她堅持自己是「屬於亞洲的」,[23] 並肯定自己的呼召是:「在知識分子當中與他們一同追求真理──也與他們一同跟複雜的問題、複雜的人生、複雜的自我掙扎。」[24]

蘇氏抵台後,即展開她在學生的佈道工作,參與政大團契的退修會,擔任台灣《校園》雜誌主編,負責策劃和校對文稿等工作,並積極參與校園團契,當輔導講員、小組講道和查經等工作。更重要的是改革《校園》,使成為有份量的基督徒知識分子刊物。

陳大衛形容當時的她以才華和腳踏實地作風配會,接《校園》奐然一新:「她日夜寫作、讀書、協談、訓練可造之材、講道、領小組查經,為主的工作事工,沒有為自己保留甚麼。......她的生命是為主燃燒,不斷地燃燒!![25]

繁重的事工不無壓力,蘇氏在學習順服與委身的當兒,也有她的痛苦和掙扎,而且這些痛苦和掙扎都是出現於她癌病復發之前。雖然她留下的有限文獻裡,已難了解詳情,但在一篇悼念亡友的文章裡,她再一次顯示自己只是一個有血有肉、真實的凡人:

我該如何感激妳的死所帶給我的啟示?......妳藉著妳的死重新提醒她生之意義。妳知道她在極度沮喪、消沈之中對自己有意無意的鬆懈、放棄。妳知道她在有意無意之間正在出賣自己、出賣生命、也出賣她的主。於是妳的死震撼她,使她從迷惘中抖擻起來。妳使她重新到生的價值只在死中看清楚,而生命的意義在正視著死之中完成。只有當我們將每天、每時刻看作在世上的最後一刻,我們才能活得積極、活得紮實。只有當我們將生命中的每一瞬,每一樁事都置於祭壇上,而以自己的生命澆奠其上,我們才算是真正在活。

妳在天上的靈繼為她禱告吧。在她前面可能還有漫長的路,還有M弱的時光。[26]

2. 「大崩潰」與癌病的復發

雖有掙扎和困擾,蘇恩佩在台灣的事奉仍是充滿喜樂和成果的。因著內心一種根深蒂固的中國情懷,使蘇氏不願植根於香港這不中不西的小島,而把所有對祖國的嚮往都投射到台灣這大島。若非身體狀況不容許,相信蘇氏會以台灣為終身事奉的場所。

就在蘇氏全情投入《校園》事工的時候,她形容為「大崩潰」的情況忽然在1970年出現,以致日後發覺的癌病復發逼使她最終放下手中的工作,蒼白無力地被放在輪椅,送上飛機,返回她並不熱衷的出生地──香港。[27]

大崩潰開始的那深夜,蘇氏突然有類以食物中毒的情況出現。死亡的威脅變得那麼接近和真實,使她對信仰有深一層的體會:

這樁事む半夜「食物中毒」め的發生是糊裡糊塗的,可是我從裡面學到的功課卻是清晰確鑿的。在那十分之一秒當「死」的念頭閃過腦海的時候,另一串思潮也以極快的速度掠過。......

「要是我現在就要死了,甚麼是最重要的?......要是這一秒鐘我馬上就要死,那麼只有兩件事是重要的:其一是能否坦然面對上帝?其二是這一生──到此為止,再沒有第二個機會──在上帝眼中的評價如何?」

......

這個奇特的經驗刻骨銘心地烙在我記憶中,在以後的日子不斷衝擊我、提醒我,尤其當我沮喪退後、當我疏懶輕率、當我對上帝不忠。......[28]

或許便是這些體會,讓蘇氏更深入的思考何謂完全的委身,以及後來對時代先知角色的體會,使她可以坦然接受在香港的生活,並為這個她沒有依戀的小島發熱發光。

 

五、回「鄉」路上

1. 時代先知角色的體會

重回這闊別快十年的「第一故鄉」,蘇恩佩未有作長期居留的打算。在病情稍為好轉時,她聽從建議,到了溫暖的新加坡養病,並在新加坡神學院作旁聽。期間,她參與了南洋大學學生《前哨》雜誌的創辦,為學生佈道工作努力。但《前哨》事工繁重,又因種種原因,成效不彰。在短暫到英國旅遊期間,蘇氏記述了在新加坡的日子是她一生中幾個「大低潮」之一:「因著某些因素所帶給我的幻滅,我對自己一向視為極其神聖的某些觀念整個的被動搖,連信仰也變得不真實起來。同時因工作操勞,身體的抵抗力減低,精神的抵抗力也減低了。」[29]

身心俱疲的蘇恩佩,卻在新加坡的「門徒訓練中心」學會到何謂時代先知。從一個來自韓國的年輕人對自己國家的關懷和使命的表述中,蘇氏說她終於明確地瞭解「先知的使命」(Prophetic ministry)的意義。先知的真正使命是對他們那個時代的人(特別是同胞),同時宣告神的審判和憐憫:

他們都對自己所處的時代、國家的命運很敏感;(其實他們看到的「異象」也可說就是神給他們具體的透視。)對自己身處的社會、周遭發生一切有很強烈的感受,強烈到一個地步不能緘默不言。(這也可說是神的靈在他們裡面催逼。)為了伸張正義(神的公義),他們大聲疾呼,把「社會賢達」、「宗教領袖」的假面具撕下來......[30]

蘇恩佩以福音派的立場,反對自由神學的社會福音,她認為「只有當人接受基督為救主,讓基督在他生命中掌權,天國才能在他心裡建立起來。天國的領域是屬靈的,絕不是物質的,也不是搞革命,或辨社會福利可以實現的。」[31]

但同時,蘇氏也批評信徒漠視社會的罪惡與悲苦,不採取積極的行動。強調「屬靈」的定義不應該單單限於追求個人聖潔,及追求個人靈命與基督聯合。她指出:「教會與社會在質上固然應該有別,但是否不與社會發生深入的關係就代表這種質的分別,又是否因此而能影響社會呢?」[32] 這份時代先知的領悟和呼召,在她參加1974年福音派在瑞士舉行的洛桑會議(Lausanne Congress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後,得到更加確實的肯定。[33]

因著這個時代先知的體會,蘇氏在1973年,由於病情轉差而不能不定居香港時,對這小島便也產生沈重的負擔。

2. 完全的順服委身

蘇恩佩可說是無奈地回到這個她並不依戀的出生地,癌病的復發使她不得不回到家人身邊。生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蘇恩佩,她的不願植根香港是可以理解的,如許多海外華人一樣,他們真正的根不在於其所在的現居地,但卻因政權的改變,使他們不能回到真正的家。《仄徑》裡,海外中國知識分子的苦悶、失落、掙扎和理想,可說是蘇氏的真實寫照。

從蘇氏回港初期所寫文章,反映出她對這個城市認識是有限和負面的,正如她所言:「快有十年了,自從我離開了這地方,每次回來都是aa的;除了前年住醫院那次,沒有駐足超過三個多月的。這個城市發展得這麼快,已經變得很陌生了。」[34] 只是如今,疾病令蘇氏被迫於陌生的香港定居。七十年代的香港,因著經濟的急速發展,面對於許多的改變,也產生了不少社會問題。整個城市似乎像迷失了方向,沒有目標、沒有規範,中國傳統價值日漸淡薄,道德觀迅速沉淪。迷失在其中的年輕人無所歸依、不知所措,青少年犯罪問題變得日益嚴重。曾長期參與青少年事工的蘇恩佩,面對著這情況,那份時代先知的使命感便不能不讓她問:我能為這個城市做甚麼?

......我回到了一個「錯誤的地方」。不多久我便天天為著報上的新聞和周遭發生的事,心靈絞痛。不管我多麼討厭、多麼不能適應這個城市,它到底是我生長的地方,而我現在回來了,正是它飽受蹂躪的當兒。我推卸不掉我的責任,儘管我身體M弱;我還有一管秃筆。......不夠,神說。光是向基督徒呼籲還是不夠。要直接向社會吶喊。......[35]

創辦基督教雜誌,向這個討厭的社會作出先知的吶喊這異象便由此而生。可以說,疾病間接讓蘇氏到了新加坡,了解到何謂時代先知,而作先知的使命感便催生了《突破》雜誌。蘇氏明顯視《突破》事工為作時代先知的責任:

......裡面的聲音又說:本地的基督徒應該聯合起來辦一份有水準的刊物,在社會上發出基督徒聲音。我們不是可以藉這份刊物給迷失的青年指出方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嗎?──只有在耶穌基督裡才可以找到真正的方向和價值觀。我們不是可以再進一步與他們建立個人的關係、輔導他們嗎?基督徒不能再沈默了!

......我深悉這種事情牽連有多大。可是當裡面的聲音繼續催逼,我就沒有選擇的餘地。就這樣,我們在能力範圍之內肩負起「先知使命」。

宣告神的審判與憐憫,在社會伸張正義,投身入苦難的世界──時代的考驗不容許我們過安逸自滿的日子了。[36]

就這樣,蘇恩佩和幾位有著相同異象和負擔的信徒便著手籌辦雜誌,19741月,這份「帶淚迸發出來的一聲」、「多次禱告後的吶喊」的《突破》雜誌正式面世,也同時預告著一個影響深遠的青少年運動之展開。[37]

 

六、結語

今天,蘇恩佩已儼然成為一個圖像(icon),不論是保守與激進的基督徒都以她來為自己說話,甚至有人大呼:「請用『蘇恩佩』說服我」,[38] 彷彿蘇氏的言論已是真理。但真實的蘇恩佩又有多少人願意認識和了解呢?

《死亡.別狂傲》的封面靡頁這樣形容蘇恩佩:「她生命力很強,同時又很荏弱」。這對她是一個真實的寫照。沒有一點魅力形領袖的味道,也引不起別人的注視。初次認識她的人,不難會因著她「蒼白瘦削的身軀,顯得弱不禁風的樣子」,而產生如梁家麟一樣的錯覺,以為她是「來自台灣瓊瑤式的文藝女青年」。[39]

不錯,她是荏弱的,癌病的長期哲磨,使她的身子變得軟弱不堪。苦難和死亡威脅的陰影也從沒有離開過她的心,故不難明白為何在她的文集中,會出現多篇悼文和懷念故人的文章。此外,她介紹的文學作品和人物多是在苦難中被受磨煉的人。三浦綾子(249-261)、索忍尼津、彭柯麗(《密室》的作者),[40] 其中尤以三浦綾子與蘇氏相似,都是受著長期病患的煎熬。然而,而這些人都未有為困境所打倒,對信仰執著和堅持,並在困境中通過自身的軟弱,彰顯出上帝的大能。

她也拒絕被塑造為一個堅強的人,並甘於在人前顯現自己的軟弱。如她在《仄徑》所說:「他們都沒有認識我的整體。他們都只愛上了我的影子。他們在寫給我的信中,常常把『聖潔』一詞加在我身上,彷彿想像我是聖誕卡上那頭上有一圈光輝的聖母,而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凡人。」[41] 若要認識她的整體,包括她的軟弱,因為她只是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凡人。

蘇恩佩不堅強,但她的生命力很強。這種因信仰而來的生命力使她能坦然,甚至是羅曼蒂克地面對死亡;使她可以跑到墓地,在一個一個墓碑前駐足、沈思,閱讀著每一塊墓碑上的人生的故事;[42] 使她勇於與死為侶,讓死亡「給我的啟Y特別豐富。透過死我學習著生之智慧」;[43] 也使她能說出:「與其咒詛黑暗,不如燃燒自己」這等豪言。[44]

除了上述豪言,踏實的蘇氏再沒有任何偏激的言論,只有以身作則的實幹,如她在美國拜訪了韓華德夫婦(Walter & Ginny Hearn),返港後便提出簡僕生活。[45] 這些看似不著邊際的改革與建議,卻正正表現出蘇氏的實幹態度,一如梁家麟所說:

む蘇氏め教我看到一個不甘於教會與社會現狀的理想主義者,如何可以沈實堅定地苦幹,將理想涓滴成真,而不致用大吵大嚷或肆意破壞現狀的方式來宣洩內心的不滿與挫折,也不會略為涉足便推說現實無法改變,好成為同流合v的藉口。在她身上,我認識怎樣才算激進分子。結果嘛,我狂傲不起來。[46]

蘇氏完全的委身和順服,使她縱使內心滿有掙扎,身處不喜歡的環境裡,仍能以只有祝福的心態獻出所有。全然的順服,也使她學習到以欣賞而不苦毒的態度,面對自己不太依戀的香港,[47] 這是今天只會負面批評,不懂正面建議的香港人(包括基督徒)需要學習的地方。

本文的研究存在著一定的困難,由於蘇恩佩的突破同工遵照她「不作傳」的遺願,焚燒了她的日記和所有私人信件。故主要資料來源只有在蘇氏身後所出版的《蘇恩佩文集》,其餘只能從她在其所參與的刊物(香港的《突破》、台灣的《校園》和新加坡的《前哨》)中尋索。此外,當然也可以訪問曾經與蘇氏同工的人,以對蘇氏有較全面的了解,然因時間之倉猝,本文未能進行任何訪問,實為本文不足之處,惟願於日後作更詳盡研究時,再作補充。

然而,在有限的文獻內,一個有血有肉、有掙扎、有軟弱,但又對信仰有持守,願意以一生學習完全委身的蘇恩佩卻活現於紙上。她沒有刻意成為一個時代的英雄,只是在自己的崗位上默默地付出一切。因為她深信「青年人有權利認識真理,因為他們渴求真理。他們會以全部的熱情去受真理」,[48] 也深信這是上帝要她完全委身所作的事奉──一個時代的先知。

蘇恩佩的從台灣到香港,從部分的順服到完全的順服,給予這個充滿戾氣、欠缺忍讓之時代的啟示是:我們需要的是全然委身順服的、實幹的時代先知。若真的對自己身處的社會有負擔,信徒們,爭鬧不會改變環境,惟有「與其咒詛黑暗,不如燃燒自己」才能真正產生效果。

 


參考書目

小思、阿濃、鄧達智。《香港老照片》第2輯。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7

何盛華。〈燒盡.點燃〉。《突破》第92期(19826月),頁39

梁家麟。《走過從前──一個土生土長基督徒走過的路》。香港:基道出版社,1997

陳大衛。〈懷念蘇恩佩姊妹──文宣勇將〉。《突破》第92期(19826月),頁43

黃倩蘊。〈蘇恩佩生平之研究〉。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文學士(榮譽)論文,2001

趙台梅。〈蘇姐與我〉。《突破》第92期(19826月),頁41-42

蘇恩佩。《死亡,別狂傲》復刻本。香港:突破出版社,2008

蘇恩佩。《蘇恩佩文集》第1冊。香港:突破出版社,1987

蘇恩佩。《蘇恩佩文集》第2冊。香港:突破出版社,1987

 

 


閱讀報告

 

已看畢以下書籍:

1劉義章主編《原上的雲彩》

3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研究》

4 Charles Ronald Lilley,Tsiang Ting-fu: Between Two Worlds, 1895-1935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79).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 蘇恩佩的確實出生日期難以確定,黃倩蘊認為是1937年,但出處不詳。突破機構設立的《蘇恩佩紀念網站》(soyanpui.wordpress.com/about/)完全沒有提及,而其出版的復刻版《死亡,別狂傲》也只是粗略說成是:「三十年代末生於香港」。詳見蘇恩佩:《死亡•別狂傲》復刻本(香港:突破出版社,2007),頁168;黃倩蘊:〈蘇恩佩生平之研究〉(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文學士(榮譽)論文,2001),頁3

[2] 蘇恩佩:〈根──致敬愛的先父〉,收氏著:《蘇恩佩文集》第1冊(香港:突破出版社,1987),頁339-340

[3] 蘇恩佩:〈悼蕭校長〉,同上注,頁285-291

[4] 蘇恩佩:〈剖視:七 教會──有閒階級的活動?〉,同上注,頁77-78

[5] 同上注,頁78

[6] 同上注,頁79

[7] 蘇恩佩:《死亡•別狂傲》,頁168

[8] 何盛華:〈燒盡.點燃〉,《突破》第92期(19826月),頁39

[9] 小思、阿濃、鄧達智:《香港老照片》第2輯(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7),頁61

[10] 蘇恩佩:〈書信第一組〉,《蘇恩佩文集》第1冊,頁481

[11] 同上注,頁447

[12] 同上注,頁454

[13] 同上注。

[14] 蘇恩佩:《仄徑》,收氏著:《蘇恩佩文集》第2冊(香港:突破出版社,1987),頁292

[15] 蘇恩佩:〈書信第一組〉,《蘇恩佩文集》第1冊,頁466

[16] 蘇恩佩:《仄徑》,頁236

[17] 關於這段感情事,蘇氏沒有留下任何記錄,只能從她與朋友的分享中得以確定。見趙台梅:〈蘇姐與我〉,《突破》第92期(19826月),頁41

[18] 蘇恩佩:《仄徑》,頁259

[19] 同上注,頁303

[20] 蘇恩佩:〈書信第一組〉,頁481

[21] 同上注,頁477

[22] 同上注,頁479

[23] 同上注。

[24] 同上注,頁479-480

[25] 陳大衛:〈懷念蘇恩佩姊妹──文宣勇將〉,《突破》第92期(19826月),頁43

[26] 蘇恩佩:〈悼亡友〉,《蘇恩佩文集》第1冊,頁91

[27] 據蘇氏的自述,「大崩潰」與癌病的復發無關,反而是以放射性治療和長期服藥治病的結果,癌的復發只是這時一個「偶然」的發現,以致蘇氏慨歎:「科技進步帶來的治療到底是福是禍,治療會不會比疾病本身更可怕」。詳見蘇恩佩:《死亡•別狂傲》,頁12103-104

[28] 同上注,頁54

[29] 蘇恩佩:〈浸沈於歷史緩流的一季〉,《蘇恩佩文集》第1冊,頁108

[30] 蘇恩佩:〈這一代的先知在哪裡?〉,同上注,頁162-163

[31] 同上注,頁165

[32] 同上注。

[33] 蘇恩佩:〈洛桑之行──一次國際性的集會〉,同上注,頁185-189

[34] 蘇恩佩:〈我能為這個城市做甚麼?〉,同上注,頁139

[35] 蘇恩佩:〈這一代的先知在哪裡?〉,同上注,頁166

[36] 同上注,頁167

[37] 蘇恩佩:《死亡•別狂傲》,頁124

[38] 〈請用「蘇恩佩」說服我〉,20091116;下載自〈http://lilbowmike.xanga.com/716620681/%E8%AB%8B%E7%94%A8%E3%80%8C%E8%98%87%E6%81%A9%E4%BD%A9%E3%80%8D%E8%AA%AA%E6%9C%8D%E6%88%91/〉。

[39] 梁家麟:《走過從前──一個土生土長基督徒走過的路》(香港:基道出版社,1997),頁88

[40] 有關索忍尼津、三浦綾子和彭柯麗的文章,詳見:蘇恩佩:〈癌症病痓〉、〈淺介三浦綾子及她的作品(上、下)〉、〈《密室》──藝術的經驗.屬靈的經驗〉,《蘇恩佩文集》第1冊,頁124-137249-261292-296

[41] 蘇恩佩:《仄徑》,頁259

[42] 蘇恩佩:《死亡•別狂傲》,頁28

[43] 同上注,頁12

[44] 同上注,頁10

[45] 蘇恩佩:〈你可以選擇另一種生活方式〉,《蘇恩佩文集》第1冊,頁354-355

[46] 梁家麟:《走過從前──一個土生土長基督徒走過的路》,頁89-90

[47] 對香港的欣賞,詳見蘇恩佩:〈巴士•渡輪〉、〈多樣貌的城市生活〉,《蘇恩佩文集》第1冊,頁190-221242-248

[48] 蘇恩佩:〈獻給年青的朋友(一):青春底權利〉,同上注,頁171-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