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教會的宣教貢獻:

反思現代宣教神學的危機

蔡少琪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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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時代

上載日期2012103

 

 

前言:堅固教會是重要的宣教策略

伊斯蘭教自公元610年興起,藉著武力征服了北非、中東、希臘和西班牙等地區後,改變了君士坦丁大帝以來基督教版圖的局面。從中世紀中期到宗教改革,回教世界無論在科技、軍事和哲學的領域上都站在西方世界的高點,中世紀的教會長期處於防守伊斯蘭教入侵的狀態。如何面對伊斯蘭教的挑戰,成為中世紀教會最重要的關懷和奮鬥。隨著伊斯蘭教的興起,歐洲與亞洲及非洲的交流被隔阻,現代宣教神學所強調的『去』,在當代沒有客觀環境。十字軍東征在當代曾被看為是非常重要的宣教努力,維護了當代的歐洲基督教國家的版圖。但其中戰爭帶來的失敗和一些魯莽的行為也廣受歷代的批判。但整體來說,近代的宣教研究往往忽略了當代的處境,未能中肯地評論當代的福音努力。全備的宣教神學應該包含『去』和『鞏固』兩大福音策略。若我們忽略了其中一方面,就會帶來錯誤的宣教發展方針。在不同時代,我們要建立能審時度勢、的宣教檢討,並建基於聖經全部教導的宣教神學。反思中世紀教會的宣教貢獻,我們不能以現代有色的眼光去看他們!我們必須了解他們的時代,按照他們時代的環境去評論他們。

 

保羅的一個核心宣教努力就是堅固教會:『他就走遍敘利亞、基利家堅固眾教會。』『於是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加增。』(15:41; 16:5)晚年的保羅非常重視教牧的交棒,教牧書信是他晚年的心血。堅固教會和領袖這重要的宣教策略往往被現今宣教學所忽視!這策略是非常重要,也是中世紀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十九世紀的歐洲教會因為忽略了這真理,放棄了聖經的權威和純正的教義,漸漸隨流失去,形成了今天的荒涼,從『宣教大國』淪為『要被宣教的國家』。廣義來說,整個中世紀宣教模式的重點是在護教、抵禦外敵和鞏固內部信仰上。護教學、神學教育、修道主義和釋經努力可算是中世紀四大宣教貢獻。

 

(一)『神學寫作和護教』是『防禦性』的宣教努力

安瑟倫(Anselm)(1033-1109)的名著《神何故化身為人》(Why God-Man?)就是回應伊斯蘭教思想的質詢,捍衛主耶穌道成肉身的真理。中世紀最著名的神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一大貢獻,就是捍衛基督教三位一體的教義及其他核心教義。他的《駁異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捍衛了基督教主要的正統教義。護教的努力大大鞏固了歐洲大陸這後方。廣義來說,他們的神學努力實在是非常重要的宣教努力。我們能承受自早期教會以來的正統信仰,就不能不感謝中世紀優秀的神學家。今天,西方教會被自由主義、放任的文化、多元主義蠶食,在教義和道德倫理立場上不斷退縮時,我們更要效法中世紀神學家的努力,在捍衛真道和教義上盡心竭力。保羅殉道前的叮囑我們:「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要用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和愛心,常常守著。」 (提後1:13)現今的宣教神學有否忽略了護教和神學著作的努力呢?

 

(二)『正統神學教育』是『鞏固性』的宣教努力

羅馬書被馬丁路德譽為最純正的福音,傳講正統神學是保羅堅固教會和宣教的利劍!臨終前,保羅警惕我們:「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2:15)中世紀一大貢獻就是興起眾多教導神學的大學。中世紀最有名的大學是巴黎大學(約在公元1160年開始),那裡的神學教育培育了很多非常出色的神學家和教會領袖。至今仍鼎鼎大名的牛津大學(約在1167年有規模地開展)和劍橋大學(1209年成立)也是在中世紀時代開展的,他們與其他歐洲很多古老大學,栽培了不少教會領袖。大學教育和神學教育是重要的宣教戰場!當歐洲大學的神學系被自由派佔領後,當美國原來為栽培基督徒領袖而成立的大學被自由主義侵佔後,歐美基督教的衰弱就開始了。最嚴峻的宣教工場不一定在前方,卻往往在基督教學校和神學院裡!關注神國度的基督徒領袖,切莫忽視神學教育這重要的宣教工場!

 

(三)『追求效法基督』是『維護純正基督徒生命』的宣教努力

大使命的下半節往往被近代宣教神學所忽視:「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28:20)面對教宗和主教系統的世俗化,中世紀的重要宣教或福音努力,就是建立了眾多『追求效法基督』的修會和修道院。自宗教改革後,隨著馬丁路德對修道主義的偏差作出非常尖銳的批判後,我們容易忽略中世紀修道主義的一些重要貢獻。在中世紀時期,英國和歐洲大陸很多的宣教擴展都是由修士帶領的。以英國聖公會為例,英國教會的開始,一般追溯到奧古斯丁修士(Augustine of Canterbury)千里迢迢,冒死到遠赴英格蘭宣教開始。修士不單是實際的宣教主力,好的修院和修士更成為中世紀的屬靈模範,他們最看重的追求就是效法基督。聖法蘭西斯(1182-1226)是中世紀最有名的修士,世人知道他非常渴望貧窮,但往往忽略到,他所以渴望貧窮,是因為他願意完全『效法基督的貧窮』和『遵從主耶穌貧窮的教訓』。在1209年,他起初設立的會章裡,他非常強調:『要跟從主耶穌基督的教導和效法他的腳。』 “To follow the teaching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nd to walk in his footsteps.”他與不受教的少年官剛剛相反,他完全遵行主耶穌的教導:『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19:21)

 

中世紀最有名的屬靈經典,就是金碧士(Thomas à Kempis 1380-1471)的《效法基督》。這書不單在中世紀末有極大影響,更在宗教改革後,影響過許多基督教的領袖和宣教士,是歷代最暢銷的基督教書籍之。這書一開首,就指出:『讓我們首要的努力,就是要讀耶穌基督的生命。』『但是,誰若渴望完全明白基督的話語,就必須努力用他的一生去仿效基督的生命。』“Let our chief effort, therefore, be to study the life of Jesus Christ.” Yet whoever wishes to understand fully the words of Christ must try to pattern his whole life on that of Christ.

 

中世紀的修道主義也有極端,也有偏頗。宗教改革時,改革家提出許多嚴肅和合理的責問。但總體而言,那些真正追求效法基督的修士,在破落的中世紀時代,有非常重要的貢獻。現代宣教神學有一危機,就是過分重視『去』的宣教努力,卻忘記了我們需要活出基督的生命。當我們強調 『行動和去』“Doing and Going”時,切不能忘記『生命和素質』“Being and Living”!沒有遵守主耶穌大使命的下半段是現代宣教努力的一大軟弱。讓我們毋忘『認識基督、效法基督、活像基督』這核心信仰追求。

 

(四)『釋經努力』是『傳播基督信仰』的宣教努力

因為宗教改革時的爭辯,不熟悉中世紀釋經努力的人,很容易用『靈意解經』去論斷整個中世紀。隨著更多中世紀釋經書被翻譯,現代學者不單注意到他們部分『靈意解經』傾向,也開始公正地肯定他們非常詳細和盡心的釋經努力。中世紀的修士不單保存了很多優美的信仰榜樣,也抄寫和珍藏了不少寶貴的手抄聖經和眾多寶貴的神學書籍,他們釋經的努力是一大貢獻。他們比我們這一代更相信聖經的無誤性、啟示性和權威性。大學裡面的神學家的主要責任,就是向學生們解釋聖經和講解相關的聖經神學。阿奎那(Thomas Aquinas) 不單留下重要的神學巨典,更留下很多釋經大作。就好像猶大王約西亞的時代,當他們「在耶和華殿裡得了律法書」,高舉聖經,整個國家就有中興的契機。(王下22:8; 23:25)

 

翻譯聖經是現代宣教的重要策略,基督教能在中國落地生根,可以說從翻譯聖經開始。我們不單要為前方翻譯聖經,我們更要在後方鞏固聖經的權威、傳播和教育。忽視聖經的教會只是空有其名!不按照聖經的教導,不傳播聖經真理的所謂宣教,也只是文化交流吧了!真正的宣教從重視聖經,認真實踐聖經教導開始。威廉克里的名著《基督徒當竭盡所能引領異教人民歸正》的第一句,就是引用馬可福音的大使命:『你們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凡受造的人聽。』(16:15)約翰衛斯理強調『全世界是我的牧區』:『希望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是我的責任,是我的原則!建基於這個原則,這是為什麼我要到美洲宣教,或者到中國和世界各地宣教的原因。』『人用他的道理限制我到他們的牧區去傳道。我卻只接納一個規則,就是聖經。』[1]

 

總結

中世紀時歐洲教會被伊斯蘭教國家包圍,所以不能「去世界各地」傳福音。並且,他們本身也有不少限制、困難和失敗!但中世紀教會並沒有完全放棄宣教的努力,當中有志之士,以神學寫作和護教作「防禦性」的宣教努力,以正統神學教育作「鞏固性」的宣教努力,以「追求效法基督」作「維護純正基督徒生命」的宣教努力,以釋經努力作「傳播基督信仰」的宣教努力!越明白他們面對的艱難及資源的缺乏,我不能不越驚嘆說:在中世紀時,神仍留下起碼七千位忠心的僕人,用合適當代的世情去鞏固和拓展神國度的宣教勇士!願意我們也能與他們一起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後4:7)讓我們不單懂得『去』,也懂得『捍衛聖經、栽培下一代、活像基督、傳遞真理』。

 

(作者保留本文版權)

:本文曾刊登在

蔡少琪:中世紀教會的宣教貢獻:反思現代宣教神學的危機《往普天下去》(201210-12月號,168),頁18-21

 



[1] John Wesley:If you ask on what principle I acted, it was this: ‘A desire to be a Christian; and a conviction that whatever I judge conducive thereto that I am bound to do; wherever I judge I can best answer this end, thither it is my duty to go.’ On this principle I set out for America; on this I visited the Moravian church; and on the same am I ready now (God being my helper) to go to Abyssinia or China, or whithersoever it shall please God, by this conviction, to call me.  Permit me to speak plainly. If by catholic principles you mean any other than scriptural, they weigh nothing with me; I allow no other rule, whether of faith or practice, than the holy Scriptures. but on scriptural principles, I do not think it hard to justify whatever I do. God in Scripture commands me, according to my power, to instruct the ignorant, reform the wicked, confirm the virtuous. Man forbids me to do this in another’s parish; that is, in effect, to do it at all, seeing I have now no parish of my own, nor probably ever shall. Whom then shall I hear, God or man?” I look upon all the world as my parish; thus far I mean, that, in whatever part of it I am, I judge it meet, right, and my bounden duty to declare unto all that are willing to hear, the glad tidings of salvation. This is the work which I know God has called me to; and sure I am that His blessing attends it.  Great encouragement have I, therefore, to be faithful in fulfilling the work He hath given me to do. His servant I am, and, as such, am employed according to the plain direction of His Word, ‘As I have opportunity, doing good unto all men’; and His providence clearly concurs with his Word; which has disengaged me from all things else, that I might singly attend on this very thing, ‘and go about doing good.’”  http://www.ccel.org/ccel/wesley/journal.vi.iii.v.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