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生物醫學倫理的探討:

PGD技術應用於預診遺傳性疾病上的危與機

 

劉錦成、梁國英、馮婉清

(指導老師﹕潘柏滔博士、郭鴻標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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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009

 

1.   引言

PGD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植入前遺傳基因診斷」這技術成功地在人類身上使用是始於1990年。[1]簡單來說,它是應用在試管嬰兒之上,當授精卵成長至八個細胞的胚胎之後,其中一個細胞會被抽出,進行遺傳病基因測試;然後將沒帶有遺傳病基因的胚胎植入母體,讓他(她)自然成長,最後誕下沒有遺傳病的嬰兒。因此,遺傳病預診方面PGD可以大大減少人工流產手術的需要,還可以完全除去患有遺傳病胎兒的出生,大大減少病家庭和社會大眾的龐大醫療開支;不過,在它廣泛地、安全地和有效地應用之前,PGD技術的運用仍有各種不同的生命道德倫理因素需要鄭重考慮,免得這項先進的預診技術變成一個違反道德倫理的行為,將好事變成壞事。

本論文會先引用香港的地中海貧血症(下稱「地貧症」)作為例子,簡介指出現今的PGD技術在病例中,作為一種診方法的成功運用;接著會從生物醫學倫理的角度,來討論和分析PGD技術在上的種種不同危機,從而綜合地找出它在聖經或基督教的道德倫理上的各種觀點;盼望為不幸患上地貧症及(或)其他遺傳性疾病的基督徒夫婦,提供一個合乎聖經原則,並有實用參考價值的道德倫理觀點,使他們能預先作好心理準備,當要面對抉擇的時候,就曉得怎樣抉擇,免得後悔一生。

 

 

2.   一個遺傳性疾病的簡介

2.1 有關地中海貧血症的基本知識

地貧症又稱海洋性貧血病,因流行於地中海、中東及東南亞一帶,因而得名。它是一種常見的遺傳性血液疾病,成因是人體中的第十一及第十六條染色體的基因出現遺傳缺陷,以致無法造出正常的血紅蛋白,形成貧血。

 

地貧症有多種類型,常見的有甲型和乙型兩種,而根據病情的嚴重程度,又可分為重型和輕型兩類。若父母雙方同是輕型地貧症基因攜帶者,其子女出現輕型和重型地貧症的機會,就分別高達50%25%[2]以下就是不同種類的地貧症分類及其影響:

 

 

甲型

乙型

重型

孕婦可能出現子癎前症、子癎症,及產後大量出血;胎兒則會嚴重貧血及出現組織缺氧的現象,常胎死腹中

胎兒不會出現任何異常現象,但出生後約6個月,就會出現發育不良和貧血等症狀,要靠長期輸血才能維持生命。

輕型

妊娠期間可能會出現貧血現象,但日常生活卻一切正常

 

 

2.2 地貧症在香港的現況

據香港「中海貧血兒童基金」估計,現時香港約有55萬人是地貧症的基因攜帶者,約佔全港人口的8.5%至於實際患者數目方面,香港現時約有400名(包括孩童、青年和成年人患有重型地貧症的病人。[3]根據2004年香港大學作出的研究,每名重型地貧症的病患者由出生至45歲,總醫療開支約為港幣$2,745,600,當中包括約$500,000的骨髓移植手術費用。[4]而病患者之一的鄭思君(香港流行歌唱組合「農夫」的成員之一表示,[5]他每月都要定期到醫院接受輸血,每次更長達10小時;而且每星期亦要自行注射五至六劑除鐵藥,以排走因輸血而造成的過量鐵質。但即使他接受定期治療,面色依然會比正常人差,平日亦較易頭暈。一名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名譽臨床醫學副教授表示,除鐵藥分為口服和針劑兩種,前者每月藥費約需$3,500,後者則約需$2,000[6]

 

從以上資料可知,重型地貧症的醫療開支,不論是對社會還是病患者個人而言,都是一項沉重的負擔。

 

 

3.   地貧症的預診

有鑑於重型地貧症對胎兒和家人與及社會都造成沉重的經濟與及心靈的負擔,因此,及早對它作出正確的預診是非常重要的。

 

3.1 昔日的方法

要知道胎兒有否患上重型地貧症,最好的方法是進行產前的檢查(prenatal testing當中包括抽血檢驗和入侵性檢驗抽血檢驗,主要是以抽取孕婦的血液來分析胎兒可能患上重型地貧症的風險。[7]而入侵性的檢驗則是在孕婦懷孕9-11週或18-20週之後,運用胎兒內窺鏡及羊膜穿刺術來協助抽取胎水或胎盤絨毛作檢驗,由於抽取了的胎兒細胞是可用作基因分析,令這方法檢測出來的結果的偏差接近零而被採用。[8]

若發現胎兒患有重型甲型或乙型地貧症,一般來說,醫生會為懷孕24週前孕婦進行人工流產手術。因此,此手術給孕婦帶來極大的風險,並非每位孕婦都可以接受,再加上在懷孕24週前進行墮胎手術,對於一些人來說,在倫理道德上就等於殺人,這是他們極不願意作的事,但奈何又非作不可,使孕婦在心靈和生理上都飽受煎熬,極不好過。

 

3.2 現今的方法

現今的香港普遍是採用非入侵性的產前檢查方法,當中主要包括有超聲波和螢光標籤抗體檢驗。超聲波檢驗,主要是採用二維或三維的超聲波技術進行檢查胎兒的心臟及或胎盤的情況,以增強診斷的準確性。同時,利用這種方法進行檢驗的話,一般來說,可以早在懷孕8週之後就進行,大大縮減了因要進行人工流產手術而面對的額外風險。至於螢光標籤抗體檢驗,基本上,這是一個抽取孕婦的血液來分析胎兒可能患上重型地貧症的檢驗。由於在母體的血液中會同時帶有胎兒的血紅細胞,若胎兒患上重型地貧症的話,它的血紅細胞表面的蛋白會與正常的胎兒有所不同,與此同時,母體的血紅細胞表面的蛋白也與胎兒的不同。因此,利用不同的螢光來標籤不同的抗體,就能同時分辨出不同的血紅蛋白,從而檢驗出患上重型地貧症的胎兒。[9]

 

從表面上看,現今的產前檢查方法的確令孕婦減少了不必要的痛苦和擔憂,但似乎只是將墮胎的時間推前,令所要面對的風險降低而矣。換句話說,無論是昔日抑或是現今的方法,同樣都要面對因墮胎而產生的問題,對孕婦和家人都造成沉重的肉體與及心靈的創傷。況且,墮胎這行為,在道德倫理上等同殺人,是不能接受的。有鑑於此,有先進的技術產生,是不用墮胎的,是可以在胚胎著床前就能檢測到有否患上這遺傳病,而這就是PGD

 

3.3 先進的方法

3.3.1 PGD簡介

經過了多年不斷的改進和演變,PGD的臨床應用,已成為一個用於預診遺傳性疾病的方法。簡單來說,候任母親需要接受卵巢激素(ovarian stimulation)令卵巢盡可能製造更多的卵子作培植之用,然後醫生從母體取出卵子,用體外授精方法(in vitro fertilization)將卵子與丈夫的精子結合以製成胚胎,並讓母親注射荷爾蒙(hCG)令子宮作懷孕之準備。另一方面,授精後的胚胎會置於培育室培育48小時,之後會從每個胚胎中抽取一個胚葉細胞作PGD預診。由於此診斷的科技是提取胚葉細胞內的基因,然後將它加倍擴增來偵測是否含有或沒有致病基因,因此即使只從胚胎中抽取一個細胞作測檢,亦足以確定健康正常的胚胎。接著,醫生就會將2 - 3個正常的胚胎植入母親體內成孕。直至母親於懷孕期第1822週,她會接受傳統的產前檢查以確認其PGD的結果(肯定嬰孩沒有患上地貧症)。[10]

 

3.3.2香港的成功例子

2004年,香港大學醫學院內科學系份子醫學科的教授利用PGD技術,成功地為一對患有地貧症的夫婦,對他們的胚胎作出地貧症的預診,最後在同年12月,他們誕下了沒有地貧症的嬰兒。此對夫婦在進行地貧症的PGD預診之前,已經有過兩次懷有重型甲型地貧症胚胎的經驗,因而要進行人工流產手術,第一個手術是在懷孕期第22週進行,而第二個手術則是在懷孕期第10週進行。[11]可想而知,這對夫婦面對的創傷,無論在心靈上抑或在肉體上,都是何等的大。然而,當他們進行了地貧症的PGD預診之後,他們就可以誕下健康正常、沒有地貧症的嬰兒。對他們來說,PGD預診技術的確幫了他們一把。直至2006年為止,該中心已經累積了九個成功個案。[12]

 

 

4.   PGD的生物醫學倫理探討和分析

由於PGD的技術日趨成熟,加上它在預診遺傳病有一定成效,所以有理由相信,它的應用將會是愈來愈普遍。但儘管如此,我們卻不能輕忽這先進技術背後,在生物醫學倫理上所引起的爭議

 

4.1 對母體的影響

目前PGD技術是可減輕婦女的負擔。首先,其他產前診斷可能要侵入母體,對懷孕婦女造成不適。其次,產前診斷後如果發現胎兒異常,除了某些可治癒的疾病之外,母親必須要面對是否進行墮胎的痛苦抉擇,不論最後的選擇如何,都可能對母親的身體及心理兩方面,留下某些終身的影響。至於PGD技術,由於它預先檢測出正常的胚胎後,才將胚胎植入母體,故可降低懷異常胎兒的機會,避免母親面對墮胎的痛苦抉擇,以及因繼續懷孕或墮胎而出現的身體問題。不過,由於PGD技術先為候任母親注射卵巢激素,令卵巢製造更多卵子,因此,部分母親可能會患上卵巢過度刺激綜合症,但一般情況不嚴重,一至兩星期就可癒復。故此,在對母體的影響這方面來衡量的話,PGD肯定比其他產前診斷技術為佳,是更理想和優勝的。

 

4.2    人工授精方法的道德倫理

由於PGD技術牽涉人工授精的方法,故此所有關於人工授精的爭議,全都是PGD要面對的問題。不過,在地貧的例子中,精子和卵子都是源於患病夫婦,因此,暫且不談捐贈精卵的倫理道德問題,而只集中在胚胎是不是「人」這問題之上。其實將胚胎移植到母體時,胚胎成功地附在母親子宮內成長的機會率大約只有5%左右,所以從一開始,不少胚胎就注定是被犧牲的。倘若我們接受生命是從卵子授精變為胚胎那一刻開始的話,那麼,這種為求一個胚胎成長,而犧牲多個胚胎的方法,本身就是一個輕視生命的做法,與殺人無異。父母得知自己有遺傳性疾病,仍要為了滿足個人的喜好,而使用這種輕視生命的做法來「製造」下一代,這又會不會是十分自私呢?當然,用醫學技術來控制生不生育和生育甚麼,背後是否代表人類的驕傲,要將生死的主權從神手中搶奪過來?這些都是一些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不過,若從避免犧牲胚胎生命的角度來看,現今的科研已經可以掌握到胚胎著床的時間,他們發現在囊胚期時植回子宮,胚胎的存活率會較高,因此利用囊胚的培養技術及囊胚期植入術,懷孕機會會增高。一般來說,2 - 3個胚胎即可達到極高的懷孕率 (50% - 70%),大大降低了犧牲胚胎的情況。[13]

 

4.3 擷取胚葉細胞(blastomere)作診斷及其結果的準確性

在一般情況下,擷取胚葉細胞作PGD測試之用,都會廣泛地被多人接納和採用,因為它不會將人類胚胎作無謂的犧牲。另外,在尊重人類生命的問題上,在地貧的例子中,銷毀帶有重型甲型地貧症的胚胎與胎死腹中作比較,前者較不會令人反感。[14]不過,PGD技術是有其內在的道德問題需要處理。首先,在擷取細胞的過程中,可能會因著人為的因素,而錯誤地摧毀正常的胚胎。其次,在正確篩選的過程中,一個絕對肯定的結果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胚胎中擷取胚葉細胞作為檢測,理論上是可行的,因為每個細胞都是全功能性(Pluripotent)的,可以獨立分裂然而,在授精完成的胚胎中常見有鑲嵌體(Mosaicism)的存在,即是說一個胚葉細胞的正常並不能完全反映整個胚胎的真實狀況,因此仍是有部分不確定性的存在。[15]倘若是因為這些錯誤或不確定性的結果而將生命無辜毀滅,肯定是不道德的。

針對一些不確定性的結果,解決的方法是在同一個胚胎取出兩個細胞,如果驗出的結果是一致的話,那麼,診斷的結果將會是百分之百準確。至於人為的錯誤,相信透過精密儀器的使用、技術的發展和不斷的練習,熟能生巧之後,就能將出錯的機會降低。

 

4.4 剩餘胚胎的處理

透過PGD預診,若胚胎證實是沒帶有遺傳疾病基因的話,醫生會將2 - 3胚胎放入母親的子宮內,而剩餘的胚胎則會被冷藏起來。若母親第一次懷孕不成功,冷藏的胚胎會取出來作第二次懷孕之用;但若母親第一次懷孕成功的話,冷藏的胚胎就會繼續冷藏直至該對夫婦有需要再用,或留為科學研究,或直接扔掉。不過,近年歐美國家已開始發展胚胎領養服務,盡量減少棄掉胚胎的情況出現。

不論如何處理剩餘的胚胎,胚胎是不是「人」這道德問題仍需要面對。倘若我們接受胚胎是「人」,是有生命的話,將剩餘的胚胎扔掉,無疑就等同殺人;即使將胚胎用於科學研究之上,也逃避不了同一罪名。至於將胚胎送給其他人領養,這行動又是否等同棄嬰呢?為何「孩子」不能在父母的愛中長大,而要一出生就離開父母呢?這對於這「孩子」又是否公平呢?

其實,為甚麼會產生剩餘胚胎?歸根究底就是為方便PGD診斷而作的。為了加強效率和成本效益的緣故,醫生會利用激素增加卵子的數目,好讓人工授精的過程能一矢中的,繼而有足夠的胚胎,好作PGD的分析和日後懷孕之用。然而,倘若能按部就班,有周詳而又不浪費的計劃,加上現今細胞冷凍保存(Cryopreservation)技術的發展,卵子和精子是可分別冷凍貯存的,待2 - 3胚胎的檢測結果反覆確認帶有致病基因後,才將新一批冷藏過的卵子授精,產生胚胎後才重新作出分析。相信透過這個簡單的技術安排,是可以避免產生過多的胚胎;除了化解一些道德倫理的問題,而同時也可以達到PGD作為遺傳病基因預診的目的。

 

4.5 丟棄有基因缺陷的胚胎

      當有PGD結果的時候,一般來說,醫生會將帶有致病基因的胚胎棄掉。對於一些較保守的人來說,這種做法在倫理道德上,同樣會殺人的感覺。因此,縱然這技術是利用最早期的胚葉細胞作檢測,也令他們不安。故此,這方面的問題,一定要好好思量,取得平衡。不過,以地貧症為例,即使將那些帶有遺傳疾病基因的胚胎植入母體,他(她)也會於懷孕期胎死腹中,或於出生後不久,因嚴重貧血缺氧而死亡,而孕婦也有可能因其他併發症而影響生命,這樣的情況就如沒做PGD一樣。相反地,既然要選擇的話,選取沒有殘疾的胚胎植入母體,相信是會被多人接納,是合乎聖經真理,合乎基督教的倫理

 

4.6 優生學的試探

一般來說,優生學是一種透過受控的選擇性生育來改善人種的學問,這學說認為,人類可以透過人為的方法,包括強制絕育、限制特定人士生育及其他的先進科技方法,來選擇基因組成優秀的嬰兒,或去除基因組成特別不良的人,以「改善人類的基因」。利用PGD技術,人類不單可以剔除那些患有遺傳病基因的胚胎,甚至簡單如選擇男女,又或複雜如去除所有癌的基因,都是有可能的,對遺傳病的父母來說,都是一個極大的試探。從醫學的角度,社會上減少了那些擁有「不良」基因而患病的人,對人民來說,一定是一件好事。從經濟的角度,病人減少了,正面的可以增加生產力,負面的卻可減少醫療的開支,對一個社會而言,無疑亦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然而,最重要的是從生物倫理的角度來看,生育下一代是所有生物最基本的事,若要透過這些方法來達成某些社會需求,有許多人會認為不人道,況且何謂「優秀」,何謂「不良」,是很主觀的。即使是帶有癌病基因,也有越來越多的醫學文獻顯示[16],有很多的癌症基因,是由其它激活基因(因子)來激活和調控的,若沒有這些激活因素存在的話,它是有可能,甚至不發病的,而這些因素就是後天的外在生活環境。換句話說,即使有遺傳病的基因,人類的行為是有可能影響遺傳病的發病與否,不一定把它完全去除。同時,以某種計劃或方法來避免或控制人類來產生後代,是有違憲法保障人身自由權之虞,因此會經常遭到批評。由此看來,PGD這個技術是有可能與優生學產生混亂,在應用時,一定要認清及認定其目標,免得陷入生物倫理的試探當中而不自知。

 

 

5.   PGD的倫理思考原則

5.1 普通倫理

現今人對生物倫理道德的抉擇,均建構於四項原則和三種哲學理念之下。四項原則分別是(一)自主權(Respect for Autonomy):尊重有自主能力的個體所做的自主選擇,即有決定能力的人有權利選擇與決定其行為;(二)造福他人(Beneficence):在不被傷害的情況下,進一步關心並致力提昇他人的福祉與幫助他人,即致力行善;(三)不傷害人(Nonmaleficence):保障每一個人可以不被傷害,避免傷害的風險與不違反不傷害的義務;(四)公平(Justice):要給每一個人都應該得到的權利與待遇,以公平的基礎執行與衡量道德的義務,使各種利益、資源與負擔能公平合理地分配。[17]而三種哲學思想乃是(一)本分主義(Deontology):是以人為永遠受益的對象,並認為不傷害人,要造福他人及愛人等義務行為是理應遵守的,可是有時候未必能完全遵行;(二)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是追求最大的好處和最大的結果,令最多人得到快樂的行為,但不一定對所有人都是好的,可能只造福少數人,而令其他人受到傷害,甚至失去生命。前者本分主義是主張從行為本身的責任與義務來衡量行為的善惡;後者功利主義則注重行為結果的效益來衡量對錯;(三)賢德主義(Virtue ethics):認為人不應遵守外加的規條,乃是內在賢德的傾向,在行事為人裡,能在不傷害人、造福他人、自主權和公義等各方面要取得平衡,作合乎道德倫理的決定。事實上,賢德的倫理與聖經道德的教導最配合。

 

PGD技術所涉及的倫理道德問題反對的理由主要PGD會使用體外授精方式製造大量胚胎,從而引致過多胚胎的耗損;其次就是經檢測之後,帶有遺傳病基因的胚胎會被丟棄,或多餘胚胎會撥作實驗之用;第三就是優生的試探。究竟人類胚胎應否只視為一種工具,為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呢?為了製造一個沒有遺傳病的胚胎而要犧牲其他多餘的胚胎,那不就是傷害人類生命嗎?這是有違本份主義的原則,違反了以不傷害人(人類胚胎)為首要的義務行為。另外,帶有遺傳病基因的胚胎是否就沒有生存的價值和權利呢?人類胚胎被認可為活著的人類時,他(她)同樣可享有自主權嗎?再者,利用PGD來篩選沒有遺傳病基因的胚胎,這行為本身又是否優生呢?在篩選的過程中,會否為其他因素而作非醫療性的選取呢?其實,隨著科技的發展,人被工具化和物化的情況愈來愈嚴重;當人在做胚胎的實驗,不就是把胚胎拿來操控、利用嗎?當人被使用、被利用或者受到被決定、被主宰、被取代、被交易時,其實就像物品一樣,失去了生命的自主權。[18]這實在是有違公平的原則,因為在情況下,胚胎不能享有公平的對待。然而,人類生命是有價值的,每一個生命都應有其獨特性、自主性和目的性。人類生命無論在那一階段都應予以尊重,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另一方面,有贊成將PGD技術應用於預診遺傳性疾病的原因,均認為父母是有權決定生育健康下一代的權利,因人類胚胎未能有足夠自決的能力和預計的後果,要交由父母來作決定和承擔,是非常合理的。這完全是依據自主權的原則本分主義的倫理立場。事實上,人工授精對不育的父母帶來了莫大的效益和希望,PGD的技術也造福了不少患有家族遺傳性嚴重疾病的父母,可以成功誕下健康的孩子,藉此解除他們的焦慮它不單防止不少殘疾幼兒的誕生,同時也減輕因治療所帶來的經濟負擔,使多人得更大的快樂,得更大的益處,這完全符合功利主義的要求。況且,PGD是按著人的自主權來進行基因測試的,在應用於治療方面,結果人是最大的得益者。再者,由於PGD技術不斷的進步和改良,利用囊胚培養術及囊胚期植入術可以大大減低人類胚胎的無謂耗損甚至利用細胞冷凍保存技術在局限的效率和成本效益之下,將少批卵子逐一授精,更可以控制在沒有耗損胚胎的情況下進行測,因它不單滿足了大部分生物倫理道德的要求,特別是不傷害人這方面,也可以滿足尊重人類胚胎的賢德倫理要求。

 

5.2 聖經倫理

儘管PGD能滿足了大部分的生物道德倫理及賢德的倫理要求,但由於基因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所衍生出來的生命倫理議題會愈來愈多和愈來愈複雜,基督徒是應該採取一個合乎聖經信仰的角度來衡量各種層出不窮的生命倫理議題。當面對實際倫理抉擇的時候,可以作出適當的回應,方能榮耀上帝。

 

首先,要以尊重人類生命為大前題。大部分基督徒的看法均認為人類生命是從授精卵開始,應得到尊重和保護。創一:16-17記載:人是按著神的形像和樣式造的。因此,人類有別於各式各樣的生物,與上帝有特定的關係,是要經歷祂和祂一切的安排。上帝賦予人類如此尊貴的身份和責任,為的是要榮耀祂。活著的人類無論是處於那一階段都擁有上帝的形像,都是互為鄰舍的,要求付出鄰舍的愛(太五:43「當愛你的鄰舍……」)。另外,從神學的立場,在聖經中有一些例子,舊約詩一三九:13暗示那在母腹中已獲上帝塑造的「我」,延續成為那長大了詩人的「我」;以及伯十:8-11中「你不是把我倒出來像倒奶嗎?」喻作人類仍在授精階段,這顯示舊約作者也認為胚胎生命是牽涉到「人」的存在。[19]新約馬利亞探望以利沙伯的故事(路一:39起),當時還是胎兒的彌賽亞,給以利沙伯腹中六個月大的胎兒(施洗約翰)認出,小約翰因而歡喜跳躍!這同樣顯示新約聖經作者也認為,人類的生命是始於早期的胚胎生命。[20]因此,人類胚胎不應被視為一件「製品」,任由人隨意支配,或遭丟棄,而應被視為一個「鄰舍」,對他(她)行使相關的道德責任。

 

其次,就是尊重神創造生命的主權。神所創造必須尊重,神看他一切所創造的甚是美(創一:31)。神給人類是最美好的,自然的也是最好的。神賦予人類生命是有價值和意義的,一個有缺陷的胚胎不等如沒有人類的價值和意義。事實上,遺傳基因並不能告訴任何有關這個胚胎在道德或個人方面的價值和意義。既然如此,人類便沒有權柄尋求操縱生命、企圖「提高」生命的進化、或胡亂以遺傳因子作修補。[21]而且,人人應以平等的對待,甚至帶有遺傳性基因缺陷的胚胎也應如是。為求減輕另一個人的痛苦而殺死無辜者,這手段是惡的,不應鼓勵,道德上也是錯誤的。另外,醫學的職責是改善生命,而不是毀滅生命。神造人類只是要讓他們成為修理員,而不是生命的劊子手。人類的目的乃是作為保養遺傳因子的謙遜者,而不是成為製造遺傳因子的誇大者;人類要順應自然,和自然一同合作,而非操縱和統治它。簡言之,基督徒在生物醫學範疇中扮演的正當角色,應當是治療而不是毀滅或優生。[22]事實上,基因科技是有風險的,我們不可以完全依賴它。人類最終的拯救,不是靠基因科技,乃是靠耶穌基督之救恩。

 

 

6.   總結

在現今的香港以地貧症為例,使PGD技術,父母均是自願付上金錢的代價,但較貧窮的家庭,可能因經濟問題,未必能受惠。至於香港大學醫學院的九個成功案例,大部分父母均有遺傳病的基因和不孕的狀況,因允許進行PGD基因測試。事實上,基於PGD技術可以滿足尊重人類胚胎生命的道德倫理要求,因此它會被認同可以應用在預診遺傳性疾病之,惟只容許在治療方面,其他利用PGD作非醫療性的企圖,如性別和優生的選取均不獲允許,因其引伸許多複雜的道德倫理問題仍有待解決。

 

現實中,若基督徒夫婦一旦發現其中一方或雙方均帶有遺傳病基因時,教會要立時幫助他們,輔導他們,讓他們實際地考慮是否應有屬於自己的孩子,他們要計算一下所付出的代價,包括在治療孩子遺傳病的費用和照顧孩子的心力方面。若他們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承擔PGD的開支,而又不涉及其他非醫療性的企圖的話,可以放心使PGD這技術幫助他們。若他們無法承擔PGD經濟的代價,而又想有孩子的話,可鼓勵他們考慮以領養的方式得到孩子。若教會中有夫婦懷有遺傳性疾病孩子的話,教會應盡量給予適切的關懷和輔助,以減輕他們在精神和肉身上所受的痛苦。除非胎兒危害母親的性命,否則不可隨意進行墮胎,盡量鼓勵他們勇敢地將孩子生下來,並要以神賦予人類的愛和管理的責任,撫養孩子。

 

 


參考文章及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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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惠瑜。哲學與文化月刊。「生命議題的倫理思考」 第三十二卷第六期。

    台北: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2005

 

 



[1] Handyside AH, Kontogianni EH, Hardy K, Winston RML., “Pregnancies from biopsied human preimplantation embryos sexed by Y-specific DNA amplification.” Nature (1990); 344:768-770.

[2] 資料來源: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網頁http://www.famplan.org.hk/fpahk/zh/template1.asp?style=template1.asp&content=sexual/thu.asp (2009/1/30)

[3] 資料來源:地中海貧血兒童基金網頁http://www.thalassaemia.org.hk/frame2.html (2009/1/31)及《成報》2007119報導http://www.singpao.com/20071109/local/942976.html

[4] Leung KY, Lee CP, Tang MH, Lau ET, Ng LKL, Lee YP, Chan HY, Ma ESK, Chan Vivian, “Cost-effectiveness of prenatal screening for thalassaemia in Hong Kong.” Prenat Diagn (2004); 24: 899-907.

[5] 資料來源:壹蘋果健康網http://health.atnext.com/index.php?fuseaction=Article.ListArticle&sec_id=6349009&iss_id=20080213&art_id=10748564 (2009/1/31)

[6] 資料來源:《太陽日報》2007115報導http://the-sun.on.cc/cgi-bin/hotnews2.cgi?a=news&b=20071105&c=20071105020206_0000.html

[7] Sin SY, Ghosh A, Tang LC, Chan V., “Ten years' experience of antenatal mean corpuscular volume screening and prenatal diagnosis for thalassaemias in Hong Kong.” J Obstet Gynaecol Res. 2000 Jun; 26(3): 203-8.

[8] Leung WC, Leung KY, Lau ET, Tang MH, Chan V., “Alpha-thalassaemia.” Semin Fetal Neonatal Med. 2008 Aug; 13(4): 215-22.

[9] Lau ET, Kwok YK, Luo HY, Leung KY, Lee CP, Lam YH, Chui DH, Tang MH., “Simple non-invasive prenatal detection of Hb Bart's disease by analysis of fetal erythrocytes in maternal blood.” Prenat Diagn. 2005 Feb; 25(2): 123-8.

[10] 資料來源:〈種植前遺傳基因診斷〉http://www.fsma.org.hk/popup/pgd.htm (2009/2/5)

[11] 資料來源:http://www.hku.hk/facmed/healthedu/issue62/e-issue62.pdf (2009/2/5)

[12] Chan V, Ng EH, Yam I, Yeung WS, Ho PC, Chan TK., “Experience in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for exclusion of homozygous alpha degrees thalassemia.” Prenat Diagn. 2006 Nov; 26(11): 1029-36.

[13] 資料來源:〈囊胚期胚胎植入術〉http://www2.seeder.net/ccm/blastocyst.htm (2009/2/13)

[14] 資料來源:〈胚胎植入前遺傳診斷的倫理與法律問題〉http://biolaw.myweb.hinet.net/data/data2/1999070001.htm (2009/2/9)

[15] 資料來源:http://www.e-stork.com.tw/viewArticle.do?id=4384&type=print (2009/2/9)

[16] Moreno-Bueno G, Portillo F, Cano A.,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cell polarity in EMT and cancer.” Oncogene. 2008 Nov 24; 27(55): 6958-69.

[17] 游惠瑜。「生命議題的倫理思考」,《哲學與文化月刊》。台北,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2005101頁。

[18] 同上,105頁。

[19] 艾金遜著,匯思譯。《基督教應用倫理學》。香港:天道,2002274頁。

[20] 同上。

[21] 賈詩勒著,李永明譯。《基督教倫理學》。香港:天道,1996199頁。

[22] 同上,19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