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宗教政策的演進(三)﹕二十一世紀初的宗教政策

 

蔡少琪

建道神學院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代主任

2005/10

 

200531日實施的《宗教事務條例》規劃了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的宗教政策。這是中國首個針對宗教方面的綜合性行政法規。依法行事是《條例》頭大重點。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的標題突顯這點﹕〈依法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權利〉。憲法的詞句是﹕「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條例》將此寫成「國家依法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防禦敵對海外勢力和內部分裂勢力是另一重點。人民日報評論員說﹕「《條例》還規定,對利用宗教進行的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等違法犯罪活動,要依法予以制止。」《條例》說﹕「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權益的活動。」

 

中央對《條例》的解讀可參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的〈破解“難題”的兩大進展略談十二年來我國宗教的理論和法制建設〉。葉延續他的「社會主義的宗教論」,提出三個重點。一,要藉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讓宗教人士成為中國發展的積極和正面推動力。二、為建設「和諧社會」,就「必須依法管理宗教事務」。三、要保護國家利益和安全,要堅決抵禦境外勢力利用宗教所進行的滲透,因而必需堅持三自原則。這些重點是要達到一個核心目標﹕「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葉小文也就《條例》「宗教事務」和「管理」等觀念作出解釋。他說﹕「“宗教事務”是一種社會公共事務,它是指宗教作為社會實體而產生的涉及公共利益的各種關係、行為或活動。」關鍵詞是「公共利益」。凡關乎國家和公共的利益,葉小文認為政府就要管理,但他否認這是脫離政教分離的原則﹕「因為涉及公共利益,所以管理宗教事務不是去干預正常的宗教活動和宗教團體的內部事務,也不是什麼“政教不分”、“官辦宗教”。」關於管理程度,葉有細分﹕「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程度越深,政府依法管理的力度就要越大。管理強度與涉及公共利益深度成正比。而宗教的結構,一般又分為“宗教的組織和制度”、“宗教的行為”、“宗教的體驗”和“宗教的觀念”四個層次,一層包著一層,涉及宗教的層次越深,政府行政管理的力度相對就越小。管理強度與涉及宗教層次的深度成反比。」中國政府最關注的是「宗教的組織和制度」。葉重複強調管理的重要性﹕「宗教無小事」,「依法管理宗教事務是依法治國中的比較重要、敏感的部分。」

 

海外有代表性的評價可參美國中國問題專家韓林(Hamrin)在美國國會發表的看法。韓林審慎地正面評論《條例》﹕「有關的管理條例出現了一種可以觀察到的趨勢,那就是國家正在逐漸退出對宗教具體事務的管制,並傾向於對宗教實行總體監督,給那些經政府批准的宗教協會更大的自主權。」他認為《條例》「在綜合性和透明度方面都比過去的法規前進了一步。」他相信在改善地方管理宗教事務的混亂情況上,《條例》「會產生一些積極效果」﹕「這些條例最受人歡迎的地方是中國顯然有意降低地方行政官員在執行宗教法的時候武斷和濫用職權的可能性。」

 

批判的聲音可參姜時華的〈保護公民權利,還是強化國家控制?〉。姜批評《條例》「在具體內容上不僅毫無新意,而且嚴重背離了新華社所說的制定本《條例》的宗旨。」姜質疑《條例》「是更好地“保障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還是強化了國家對宗教的控制?」姜指出宗教組織「具有與其精神活動不可分割的同等重要性」,「為了保持其信仰」,宗教公民就必須「進行外在的、有形的、有組織的、群體的宗教活動的自由。」因此,「沒有進行宗教實踐與宗教活動的自由,所謂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抽象的、空洞的、沒有意義的。」

 

全面的評論可參邢福增的〈新酒與舊皮袋──中國宗教立法與《宗教事務條例》解讀〉。針對「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政府判斷的標準「顯然是從政治及社會的角度出發,以是否妨礙或威脅社會秩序及挑戰政治權威作準繩」,是一種防範的心態。雖然近年來國家稍稍肯定宗教的正面功能,但對國家來說,「宗教是一把兩刃的利劍,既具穩定社會的功能,也潛存著負面的影響。」就《條例》並沒有就「五大宗教」作出陳述,邢認為這是「當前(及今後)宗教工作的難題」,並「反映出黨國方面意識到問題所在」。邢指出﹕「除非黨國願意開放中國的宗教市場,否則唯一可行的對策是,容許信仰五大宗教以外的宗教的中國公民,在個人信仰的範圍內信奉有關宗教,但卻禁止這些宗教組織宗教團體及發展宗教活動場所。」但「若給予宗教信仰自由而又禁止傳教活動,宗教就根本不可能生存下去。」邢認為除非政府在「社會控制上予以民間組織更大的自主與空間,否則中國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只可能在依法行政的技術層面得到較多的保障,但在核心意義上,仍有待突破與改善。」

 

總結來說,從《條例》的核心精神,我們能理解作為執政黨和有負責任的政府,對那些假冒宗教名義而產生的社會混亂,需要有所警惕。但政府更需要對一些信仰純正的群體有更多的信任和溝通。當全球關注中國崛起,但國家同時面臨在道德上,社會秩序上和環境保護上失控的危機,國家有持續的優質發展,就必須興起更多的清流和積極力量。中央政府應該對信仰純正的基督徒團體賦予更多傳福音、建造生命的空間。要讓宗教,特別是基督教,發揮積極作用,政府就必須讓那些在建制外信仰純正的基督教團體能建立合法的組織和制度。那麼,這些熱心愛神、愛人、愛國家的基督徒必然成為復興中華民族的一股正氣力量,在創造良好社會環境,推動我國社會全面進步上,發揮作光作鹽和極大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