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十字軍的事件及人物的一點反思

亞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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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言

 

學習歷史在我是要「以歷史為鑑」,從別人的成功中得到經驗、從別人的失誤中汲取教訓;教會歷史在我的神學訓練中也是處於這樣的地位,我必要問自己的是:怎樣的選擇和處理我的學習會是最能回應神放在我身上的負擔/使命?十字軍運動使我想起的問題有:基督徒/教會領袖在考慮參與宗教/社會運動之時,所要思想考慮的是甚麼?作為一個屬靈導師/領袖我應如何看待和處理(我相信是)從神而來的領受/異像?作為一個跟隨者我又應如何決定和自處?故本專文除了扼要(簡單?)交代一些事件,亦會選擇一些感興趣的人物來思考。希望在有限的時間下,仍能就上述問題尋得一點啟迪、參考或準則。

 

II十字軍運動

 

回教徒在636年開始控制耶路撒冷,到了十一世紀中、因土耳其回教徒的連番征戰勝利、直接威脅東方教會各國、基督徒去耶路撒冷的路被封、朝聖者受辱,拜占庭帝國亦被回教勢力包圍、因此向西方教會/王子求助。與此同時,歐洲正經歷連年飢荒、列強以武士內爭,教會則在Cluny修道士們如Gregory VII的改革下得到復興、恢復了教宗的權利和教會的影響。最後,烏耳班二世109511月呼籲法國信徒為信仰東征、成立十字軍。至於教皇烏耳班二世發動十字軍東征的動機,將歐洲內的騎士暴力搶劫問題轉化為一對外的力量是一致同意的因素[1]。其他的因素、基督徒學者與非基督徒學者則會有不同看法,非基督徒學者會認為烏耳班想擊敗東方教會、奪取東方財富,[2]基督徒學者則相信貪心不大可能是十字軍出征的動機,因為動員此一軍隊的費用巨大。[3]願意相信烏耳班只是希望藉此與東方教會修補關係,和認為回教徒是敵基督而矣。

 

無論如何,十字軍可以說是在下列時機下出現的:1. 基督教國家(法國)因看見土耳其回教的連續勝利而感受到被威脅,看見聖地被回教徒控制而憤怒(出征是為了朝聖者的安全和收復耶路撒冷的聖墓) 2. 11世紀的羅馬天主教領袖又剛好是一個在軍事上進取的人,再加上教會中的改革派以加強教宗權力、建立普世基督國度為其異像(烏耳班二世在其呼籲講道中自稱為「全世界的屬靈領袖」)3. 歐洲各國在經歷多個世紀的政治和經濟上的衰弱後,覺醒到聯盟的重要。

 

1095-1292年間,連續不斷的朝聖者、農民和武士在教宗認可的領袖帶領下、作出以耶路撒冷為目的地的遠征。他們被稱為十字軍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每一個十字軍開始都先有講道,然後有莊嚴的誓言,每一個戰士會從教宗或其他代表人物中接受一個十字架,使他們成為教會的將士。故十字軍出征時是相信整個拉丁語教會都在支持他們。上述出征情形亦使我們體會到、十字軍參與者除了被烏耳班和巡遊傳道者如Peter the Hermit所激勵、要以武力保衛基督徒外(當代基督徒認為合理的使用暴力以保衛基督徒是可以的),還有被作為一個武士的榮譽所吸引 (雖然,作為一個如此龐大的隊伍,當中必會有人有貪心的時候)。更有不少是被赦罪的渴求所推動,烏耳班二世聲稱:「所有為此而死的,不論是在路途中、在陸地或海上、或是在攻打異教徒時死的,必會立時罪得赦免。」[4]

 

上述為第一次十字軍出征的種種原因。第一次十字軍共有兩隊,第一隊是一個被稱為Peter the Hermit的隱修士所帶領。Peter the Hermit烏耳班二世號召十字軍之前二年曾到回教徒所佔領的聖地朝聖,他回到法國後聲稱在那堿搢ㄟ繴徒被鎖鏈、毒打和殺害,成為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軍人朝聖隊的推動者。Peter the Hermit吸引了20,000個跟隨者,大部分是農民、婦女和兒童。他們在10963(比教皇所定的官方啟程日期早了整整5個月)起步、打算步行超過2,100(3,360km)耶路撒冷,這一支隊伍被稱為「第一次十字軍的第一波」或「農民十字軍」;而Peter the Hermit則被當代人看為聖人,不但任何他說或寫的東西被視為聖言、甚而他所騎的騾身上的毛也被奪取為聖物。當隊伍行至德國再南下聖地時,Peter the Hermit巳不能控制群眾,軍隊強迫當地(Regensburg)居民(大部分是猶太人)接受浸禮;除了殺害很多猶太人,他們的行為被史學者描述為沒有紀律、劫掠、內鬥,最後在過了小亞細亞不久便被土耳其人殲滅。[5]Peter the Hermit當時正在君士坦丁堡為軍隊尋找補給,他其後加入Godfrey of Bouillon所帶領的第一次十字軍第二波隊伍而最後到達耶路撒冷。但在Antioch的圍城期間,以Peter the Hermit這樣一個習慣處於缺乏的苦修士也曾在缺水缺糧時離開軍隊,引起搖言,以致軍隊將領要找他回來並強迫他發誓不會再離去。不過,畫家所選擇描繪的,卻是在攻陷耶路撒冷之前,Peter the Hermit橄欖山上發表一篇激勵人心的講道;其時回教徒在嘲笑,而Peter the Hermit就說:「聽到嗎?聽到他們在恐嚇和褻瀆嗎?基督在加利利再度受死了!」一年後Peter the Hermit回到歐洲並在Belgium開設一修道院,11年後他死於該修院。[6]

 

第二波在1096年冬開始出發,到了1097年春全隊(43000)才齊集君士坦丁堡5月攻打尼西亞7月打土耳其人都不是太困難,但10月到了安提阿卻要經過連番苦戰,到了10986月才攻佔該城;但接著將領和主教們為此城的所有權而激烈爭議,最後士兵和朝聖者在10991月初為此而毅然毀城,大軍才再度出發、並於6月到達巳作好防衛、儲足糧水、堅固的耶路撒冷城。到達城時十字軍的總人數只約剩15000,武士和騎士不到全軍的10%,其他為步兵、朝聖者、主教、聖職人員等,他們亦缺乏雲梯和攻城武器。六月炎熱的天氣下大軍更因水源巳被堵塞而嚴重缺水的,他們在這情況下圍城五周、以前後3日的激戰能險勝;除了因為及時獲得補給,教士Desiderius得異像亦大大地激勵士氣。攻城後軍隊和朝聖者大事搶掠和殺戮至被稱為屠城,他們卻認為這樣做是表明上帝的公義和審判。[7]

 

 

 

十字軍除了第一次是勝利外,其他八次都達不到他們出戰時所定下的目的。其中第四次十字軍更成為回教徒說基督徒殘暴的例證。第四次十字軍是Innocent III(教宗依諾森三世)發起的。Innocent III在位(1198-1216)期間為中世紀教廷的權力和影響的最高峰,他聲稱其職位是:「在神和人之中、在神之下但在人之上。」他是首位以基督的代理人(Vicar of Christ)自稱的教宗,並自信有權選擇神聖羅馬帝國(即今德國和大部分意大利)的皇帝;他宣告德意志王國的一項選舉無效,因為雖然有一候選人取得多數票,但他的候選人取得的才是 比較公正的票。Innocent III以收復聖地為己任,並為此對聖職人員的收入徵稅。他多次嘗試使法國南部的Albigensians歸依,但當一個他派遣的使者被謀殺後,便發動十字軍對之大張撻伐。他也是第一個說異端就是叛國的教宗。Innocent III十分期望東西方教會在他的皇朝下統一,但第四次十字軍以在君士坦丁堡進行3天的屠城結束,使他此一夢想難以實現。他召集的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1215)通過了2條影響至今的法令:1. 天主教徒須最少每年告解一次,2. 聖餐中的餅和柸是變質為基督的身體和血。該大公會議亦決定了排除猶太人於一般社會之外,和規定猶太人要佩帶一種特殊的標記。Innocent III在計劃第五次十字軍時病死。[8]

 

第四次十字軍的目的原本是要攻佔回教徒所控制的埃及、以作日後行動的基地。由Innocent III3法國王子帶領一支主要是法國人的十字軍,十字軍在沒有足夠的金錢下、要求Ventians以船渡他們到埃及,便以 Ventians取回曾屬於他們的Zara” 為船費。十字軍在攻下Zara之後卻轉去攻打君士坦丁堡而非原來的目標   Alexandria。跟據Christian History,第四次十字軍之所以轉去攻打君士坦丁堡是因為Byzantine 的皇太子Alexius IV答應:若十字軍使他父親恢復皇位,便會給十字軍大筆金錢、使東方教會重歸羅馬、和供應一隊的十字軍到聖地。但在十字軍幫助Alexius恢復權位之後他卻不能履行諾言,十字軍便憤而再攻打君士坦丁堡並血腥地屠城。[9]不論一些史家對十字軍在君士坦丁堡的血腥行動提供了甚麼理由,第四次十字軍仍被視為西方教會最可耻的歷史之一;此一行動的改變亦標示了大部分人對收復聖地的熱心巳減退,它可以是一個敬虔者的夢、但不是一定它的實質動機甚而或許只是自我中心/自私的國家主義。[10]

 

十字軍有婦女和兒童參與,其中二次更被稱為兒童十字軍;兒童十字軍的出現,完全地反映出那個時代的大氣候。12125月,一個叫Stephen12歲牧童,帶著一封信去見法國國皇King Phillip。他聲稱在他看羊時、基督親自交給他那封信,並囑咐他去傳十字軍的道。King Philip不為所動並建議他回家。但Stephent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他開始在St. Denis的教堂門口傳道並宣告他會帶一隊小孩子去拯救基督徒、海水會在他們面前像紅海那樣分開讓他們走過。Stephen是一個口才十分好的講員,到了6月他巳成功招聚了約30,00012歲以下的兒童,也有女孩、幾個年青神甫和幾個老朝聖者,他們有些是因為敬虔、有些是出於同情、也有希望分享教徒給這隊人的禮物而來的。大部分的人都是步行,但Stephen堅持要坐在一輛彩色裝飾的有帳篷的馬車。大家對此要求並不反感,相反地,他們視Stephen為聖人、並收集他的頭髮和衣服碎片為聖物。海水並沒有在Marseilles的港口為兒童十字軍而分開,有些兒童因此回家了、但大部分仍留在那媯央F幾天後有2個商人提出免費用船載他們到巴勒斯坦。此後音訊全無。直至1230年,一個神甫在法國出現。他自稱是當日其中一個同行的神甫,那些船原來是運小孩子到非洲,其中2 隻船在大浪中沉沒,其餘5隻船的小孩被賣 做奴僕或妓女、有18個因不肯改信回教而被殺。神甫因識字而被埃及政府看中買去,可以做翻譯文書等工作,和最後被允許回家。德國亦有一個10歲的叫Nicholas的小孩結集了為數約20,000的兒童十字軍,其結局亦是在海上失蹤,至今生死未卜。[11]

 

最後2次十字軍(第七、八次十字軍)所突顯出的人物則是法國皇帝Louis IX,一個敬虔、委身、衣著簡樸、常到醫院服持的基督徒。他曾2度帶領十字軍,但都達不到出征時訂下的目的,Louis IX最後在戰場上病死。

 

III就十字軍中的人與事的一點反思

 

在學習認知方面我是社會建構主義的支持者,我相信今天的我們對如何行在神的心意當中的明白程度、實有賴歷代神學家的貢獻。故此,中世紀基督徒在教皇的鼓吹下,我認為「合理的使用暴力以保衛基督徒是可以的」和相信「致力於收復神的產業(聖地)是神最喜悅的事」和「因參與十字軍而死是會罪得赦免」是很自然的。那麼,參與者所要考慮的,是有沒有心理準備去承受當中的艱難、和個人的戰鬥能力是否足以保衛他人而矣。若明知力有不逮,又不是被赦罪的渴求所推動,只因被武士的榮譽所吸引、又或因為貪心,才算是有不為神所喜悅的動機。因此,對於那些死在途中或戰死的十字軍,若是動機正確,我認為他們是求仁得仁;我更欣賞第一次十字軍第二波的士兵和朝聖者在安提阿時的表現,他們不但在帶領者偏離時原意仍緊記出戰目的,還能以行動迫使帶領者重新上路。另外,十字軍在上城的途中強迫猶太人接受浸禮、殺害猶太人等事再一次告訴我 群眾的情緒是會互相影響的。因此,在考慮參與或帶領社會運動時,我們還得看看在過程中群眾會否被煽動去做一些違反最初的目標的事。

 

十字軍運動的引發點是教皇烏耳班二世對群眾的一次講道,而十字軍運動的帶領者如Peter the Hermit烏耳班二世Innocent III和牧童Stephen均被描述為很有說服力的講員。除了善於運用語言來表達概念和信息以致他們的詮釋達至說服的「權威性」他們都是男性(當代是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烏耳班二世Innocent III均是教皇、而Peter the Hermit作為一個隱修士,他們在身份上均巳有相當大的「權威性」,牧童Stephen則要依靠他所說的異像來樹立其「權威性」。至於他們有沒有在其宣講內容中使用了「權力」的「說服力」,試圖透過「權威性」來要求對方接納其看法?烏耳班二世就此曾聲稱:「所有為此而死的,不論是在路途中、在陸地或海上、或是在攻打異教徒時死的,必會立時罪得赦免。」Peter the Hermit聲稱「在回教徒所佔領的聖地朝聖時、看見那堛滌繴徒被鎖鏈、毒打和殺害。」牧童Stephen則聲稱「在他看羊時、基督親自交給他那封信,並囑咐他去傳十字軍的道;和海水會在他所帶領的兒童十字軍前分開,讓他們行過去。」表面上烏耳班二世和牧童Stephen的講道較Peter the Hermit的講道多使用「權威性」而非「勸服性」,但就當時的社會背景來說,只要他們是真誠地相信他們所說的,上述宣講都是「合法」的。[12]雖然不少史家說十字軍運動轉移了過剩的士兵和失業者的對社會不安的力量,雖然我亦相信烏耳班二世不是想推基督徒去死;但是上述宣講者的確對不少生命做成生與死的影響,宣講者在決定其內容時實在要非常小心謹慎。

 

有一天我會成為一個屬靈導師/領袖,我要以「宣講」或「對話」來帶領主交托我的羊;就是今天也有被我輔導過的人,在面對生命中一些決擇時來找我。當我們的說話對別人有影響的時候,除了要非常小心講話內容外,我想我們要學習和能夠在「權力」上自限。自限是容許來問我意見的人不跟我的建議去做。自限可以透過不隱藏自己的缺點或需要 (約翰福音41-42主耶穌開口向撒馬利亞婦女討水渴那樣) 來消減權力(depower)。盡量以平等的對話來傳達信息,在宣講時也是盡可能透過接納、勸服來達至「權柄的宣講」。自限也可以透過鼓勵同工、執事會和會眾向自己提意見。自限可能還有其他方法,我想強調的只是:作為一個人,我們要記著自己是有限、是可能會錯。十字軍運動亦使我覺得屬靈領袖要能夠放手(let go)。今天我們無從考究Stephen的異像的真確性(不一定要有人份基督來騙他,所處環境的大氣候亦會影響他對自己的經歷的詮釋) Stephen的異像使我想起一些網上感人的但原來是虛構的「見證」。我們實在要緊記:絕對不需要我們以自己的方法去替祂成就任何事,或以自己的方法去替祂就巳發生的事作任何解釋。回顧十字軍歷史中看到的某些事、如Innocent III以十字軍打AlbigensiansStephen的「海水沒有分開仍不願退卻」,均使我想到:屬靈領袖要學習無論自己多麼希望某一件事能夠成功,也要能夠將結果交給神(let go);這樣我們才不會因自己的期望阻礙了神透過人或環境向我們說話

 

IV結語

 

          要評價十字軍運動是困難的。就以成敗為例,有學者認為:既爭不到聖地、也沒有阻礙回教的勢力、還加深東西教會的分裂,應該算是失敗;有些學者卻相信:東西教會的分裂、拜占庭帝國的沒落是一直在進行中,十字軍只是將各種矛盾和衝突明顯化;[13]雖然爭不到聖地,但十字軍運動有助保存歐洲的基督教;[14]更有學者寫出「十字軍成功地解放耶路撒冷,聖地在西方手上達88年之久對西方基督徒的敬虔有極深切的影響」[15]

 

          在了解這段歷史時我是有一定程度的困惑和傷感的。對於十字軍的奸淫、搶劫和屠殺行為,我可以告訴自己軍人即是軍人,縱使他們的戰衣縫上提醒我們基督受死的十字架、他們也不過是人;對於十字軍運動所帶來的大量死亡,我提醒自己說戰爭就是戰爭,戰爭必定有死亡、不管它打的是甚麼旗號。但在看到整整2隊兒童這樣的步向被賣或死亡!可能因為我過去一直致力於教育工作,在理念上一直相信:社會是有責任保護和養育兒童直至他們成長 (雖然我知道這個世界上一直有例外、如巴西的街童,但兒童十字軍是死在成年人一個看似道德和正義的口號下的)我實在不能不要問:為什麼掌管歷史的神會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作為一個人,我有很大的限制去明白上帝在這一段複雜的歷史上的心意。但是在讀到Jonathan Riley-Smith說:「十字軍也發展出使用赦罪。對於新教徒來說,這是一件富爭議的事情,因為他們看到赦罪怎樣變得腐敗。但對於天主教徒,赦罪的全面發展是牧養工作的一頂突破 (The crusades also developed the use of indulgences. For Protestants, this is a sticky affair, because they see how the indulgence was later corrupted. But for Catholics, the fully developed indulgence was a great advance in pastoral care.)[16]。」我不禁產生這樣的懷疑:人是很難面對自己的失敗或錯誤的,若果沒有兒童十字軍,教會在看待這段歷史時、或許就更難抱一個持平而論的心態了。

 

          作為一個認知心理學習理論的支持者,我相信人在苦難中會思考,而思考會產生新的認知/知識。的確,到了1272年,宗教領袖Humbert of Roman (a former leader of the Dominican Order) 提出:1. 基督與古聖人並沒有殺人,2. 我們可以自衛、但不能攻擊,3. 我們不可以攻擊非信徒群體,4. 攻擊不會使回教徒歸信基督、那只會激怒他們,5. 若十字軍是出於神的心意、祂會保守我們等理由來反對十字軍運動,只是這些聲音在當日被強力地壓下去。[17]

 

          願我們在歷史中學到神要我們學的功課,以致人類歷史(或至少教會歷史)不是在重複自己、而是在學習中有進步的。



[1] 施誠:〈論中古歐洲 上帝的和平 運動〉,(18/1/2004 21:13),下戴自<http://ufca61.chinaw3.com/Is3.htm>

[2] 劉作奎:〈歷史上的十字軍東侵〉,(18/1/2004),下戴自<http://chinaha.myrice.com/military/history/2001/004/hist-645.htm>

[3] Johnathan Riley-Smith. “Holy Violence Then And Now.” Christian History 40(1993): 42-5.

[4] Bruce L. Shelley. “How Could Christians Do This?” Christian History 40 (1993): 16-9.

[5]  Zoe Oldenbourg, The Crusades (London: Phoenix Press, 1988), 78-86.

[6] Stephen M. Miller, “Martial Monks & Holy Kings,” Christian History 40 (1993): 25.

[7] Zoe Oldenbourg, The Crusades, 86-142.

  Mark Galli, “Bloody Pilgrimage,” Christian History 40 (1993), 8-15.

[8] Stephen M. Miller, “Martial Monks & Holy Kings,” 24.

  陶理主編:《基督教二千年史》,頁 99263321

[9] Thomas O. Kay, “Major Crusades to the East,” Christian History 40,

  Earle E. Cairns, Christianity through the Centuries (Grand Rapids, Michi.: Zondervan, 1996), 209.

  Peter Partner, God of Battles (London: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7), 112-7. 

[10] Zoe Oldenbourg, The Crusades, 579-586.

[11] Sir Steven Runciman, “The Children’s Crusade,” Christian History 40, 30-1.

[12] 黃寶娟:〈「佈道」與「權力」的關係〉《尋道》第3 (19996),頁83-104

[13] Zoe Oldenbourg, The Crusades, 579.

[14] Jonathan Riley-Smith, “Holy Violence Then and Now,” Christian History 40 (1993): 42-5.

[15] Bernard Hamilton, The Crusades (UK, Gloucestershire: Sutton Publishing Limited, 1998), 96-100.

[16] Jonathan Riley-Smith, “Holy Violence Then and Now,” 45.

[17] Humbert of Romans, “Objections to Crusades” excerpts translated by Riley-Smiths, Christian History 40 (1993): 20-1.